会议结束后，1948年8月9日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再上庐山。他要在牯岭召开一次小型会议，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小型会议8月10日上午在蒋介石下榻的牯岭官邸一楼客厅举行。与会者三位重量级人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

翁文灏自1932年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课后，渐渐介入政界，抗战中主持开发西部石油，一时名重。这次“大选”，被蒋介石力劝接任行政院院长。建国后，翁文灏曾写过回忆录，自述了相关往事。王云五，时称理财奇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张元济的推荐下，他在商务印书馆任所长、经理多年，数次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危难时出奇计令其起死回生。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为商务印书馆赚了好多钱。抗战胜利后，他曾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政府预算，渐渐熟悉了政府财政问题。1948年翁文灏长行政院后，推荐他长财政部。此时的财政部已成了印钞部。几个月来他冥思苦想，思忖要以一种新币（金圆券）代替江河日下的法币。具体如何进行，密不宣人，7月蒋介石在杭州澄庐，他和翁文灏一起专门前往汇报过此事。蒋介石回答，此事重大，要多斟酌。

但财政部无钱的艰难窘境，迫使王云五再次提出此问题，也可能国防部军事会议的叫苦，对蒋介石有所促动，也可能美国大使一再提出国民政府要全面改革，这一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的怠慢，吩咐相关人士到庐山，以避喧嚣和泄密，进行专题讨论。

王云五原是个文化人，在抛出新币方案前，他分析了旧币法币的现状和崩溃的原因。法币是国民政府1935年11月开始发行的宣称以国库存放美元英镑为抵押的不兑换纸币。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十四亿元；不久借口“国难”，法币的发行放开禁令，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发行额达五千亿元。1947年4月，法币发行额十六万亿元以上，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至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物价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

法币为什么一泻千里呢？王云五提出了业内人的一些看法。一个是政府在进行一场没有经济准备的战争（内战）。另外一个是对外贸易政策的失当。王云五聪明地请中央银行俞鸿钧再讲一讲。

俞鸿钧是CC派“利用第二次黄金案”打压下宋子文后上台的中央银行行长。中央银行是南京政府的国家银行。1928年成立后，初由宋子文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一肩挑。因江西剿共军费，蒋介石屡屡和宋子文发生争执，蒋介石先将中央银行行长移交给孔祥熙担任。1933年宋子文再次与蒋介石为军费超支互不相让，一气之下要求辞职，蒋介石在宋霭龄的穿针引线下，以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抗战中大发国难财，1943年CC派背后挑起的“第一次黄金案”，孔祥熙被迫辞职，抗战胜利后，宋子文以他能借到二十亿美元的大借款卷土重来，掌行政院，中央银行等国家金融要害部门负责人自然是清一色的宋子文人马。在金融和国家经济政策中，宋子文很自然地从过去的英美化转向美国一边倒。这些情况众人皆知，是不用俞鸿钧介绍的。

俞鸿钧说什么好呢？中国官场陋习，什么事情都以别人的话为挡箭牌。俞鸿钧也不例外。他引用别人的话说宋子文，宋子文当行政院长时，为了向美国人借款，对美货进口毫无限制，出口则无力恢复。1946年3月以后，每月入超多达一千一百亿元，少则八百亿元。到1947年以后，每月入超达三千亿元至五千亿元。外汇损失巨大，犹如无底之洞。其中进口货物主要为美棉、汽油、煤油、化学用品、纸张及各种奢侈品，美货占百分之六七十。当年只要有美国货轮进口，市场黄金美钞就有一度高涨，因为这些进口美货，不是用美金外汇而是在市场炒购黄金美钞来抵偿货款的。后来二十亿美元大借款泡了汤，美国又以自由贸易政策压制中国限制进口，美籍经济顾问杨格极力主张变更外汇官价，调高汇率。美国在华农业顾问团也公开指责中国外汇汇率不当，主张立即变动。宋子文此时仍没有放弃向美国贷款的希望，不敢得罪美商，只好在1947年8月17日下午宣布汇率从1：20元调高到1:3350元（即一美元等于法币3350元），引起黄金猛涨，美国得以进一步倾销战争剩余物资和套购中国廉价原材料。应该由美金结算的美军机场建设费和二战期间我国供应美军各项巨额用品，1945年初只由美国折合二亿五千万美元，拨充外汇基金，当时汇率上我国已吃亏很大，若应官价外汇计算还款，应合美金二十五亿五千万元。而从1945年至1946年8月底止，中国对美国垫付各项费用，又达一千三百余亿元，美国全部用二战剩余物资作抵，而且这些美国遗留在太平洋岛屿的剩余物资，还要中国出资由美轮运输，运输费、保险费昂贵，美国又赚了中国一道钱。黄金美钞飞涨，1946年12月中央银行抛出黄金几千条无济于事，1947年元月抛出一万多条黄金，又被内部上下其手，自己套购。1947年2月，宋子文困兽犹斗，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首先遭到美国的反对而寿寝，中国当时的进出口已被美国所垄断。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被大量美钞游资斗得像放闸的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