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半侧身子躺在床上，觉得外面的世界不安全，而内部的世界也不可靠。

也许是这一天的刺激太深了，哥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毫无感觉。我只记得，母亲抱着我挤进一所人山人海的学校，后面跟着我的两个姐姐，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哥在一辆大客车上探出身子朝我们拼命招手。那天更吸引我的是喧天的锣鼓声。汽车启动后驶出学校，母亲抱着我一直尾随着汽车。母亲红着眼睛对我说：“跟哥说再见。”

但我什么也没说。嘈杂声锣鼓声对我很有利，它们的好处是可以让我蒙混过关。

如今想来，我当时那么记恨哥是没有道理的。他毕竟为我们家做了最大的牺牲。那时候我家的境况非常窘迫，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母亲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接受一日三次上门来的里弄干部的动员，放哥成行的。

母亲后来是后悔了。在她的晚年，让哥去新疆这件事，始终像阴影一样缠住她使得她无法安宁。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没记错的话，那时我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