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我参加过三次战斗，被子弹打中一次，左臂到现在还不怎么舒服，有时候都没法把枪端稳。想到这个，我就弯曲手臂，让它柔软一些。我们原地坐下，开始长时间的等待。

战斗前的等待似乎总是漫长的，不管战斗要进行多久。长官们骑着马来回走动，彼此交谈着，随后他们会回来和中士们密议一番，接着就传话告诉下面将要发生什么，稍后他们会照样再来一遍，但传的话却变了。每次都有人会为此发疯。啐，还是让我们走吧，他们会这样叫道，并不针对任何人，他们会跳起来，走来走去，踢一棵树什么的。有时候，你弄不懂他们所谓的“走”是什么意思：是去战斗还是逃跑。我相信，大多数人两种想法都有。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参加过许多战斗，但还没逃跑过。嗯，我的原则是，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逃跑，我就不会逃跑。

除非你经历过战争，否则我将要说的事情你不会明白。但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在战斗开始前的那些时刻，你总会想出个办法来说服你自己，不管你能活下来，还是阵亡，对你来说都无所谓。但如果你是安全地待在家里，幼儿绕膝，有田地需要照料，那你肯定不会这么想的，除非你病了或脑袋被人打蒙了。你是死是活当然事关重大啦。但是当投身战斗时还想着自己会怎么样，那你这仗肯定打不好，即便你知道，不管你在意不在意，你都会像你身边的人一样死掉。至于谁会被打死，谁会幸存下来，这里没有逻辑可言。临战前，最好不要有怯懦和后悔的想法。最好不要东想西想，只管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冲进战斗的硝烟中，只当自己已经被打死了。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一次次地战斗下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端正思路的方法。我们停留在富兰克林郊外，我看得出我们连里的每个人都在完成着各自小小的习惯性动作。有两种准备的方法。大多数的新兵，除非特别聪明或有坚强的意志，一般都想着法儿让自己忘记死亡的可能性。一个穿着一身几乎一尘不染的军装的小家伙，拔了两根麦秆，插在帽子里，开始大声讲起他所记得的每一个笑话，但并不特意对着哪一个人，好像只要他不停地笑，一切就都会平安无事，直到子弹找上了他。有几个人在听他讲，但其实都心不在焉。

听着，我再讲一个。三个老头向一个姑娘求婚，姑娘说，“我嫁给你们能得到什么呢？”第一个老头说，“我有一个大……”

别的小伙子来回踱步，捶着胸口，骂骂咧咧，像公牛似的摇着脑袋。他们是想让自己发怒，然后像被蒙上眼罩那样，别人指向哪他们就冲向哪，什么都不想，只想掐住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我和其他一些老兵，我们有不同的方法。我们都参加过战斗，不经历两次以上这样的事情，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是不可能的。三年前，一个来自费耶特维尔的小伙子，我最好的朋友，在亚特兰大被一颗米尼弹击中了眼睛。睡梦中我依然看见他粉色的脸往后倒在地上，他的嘴巴张开着，歪歪斜斜的牙齿露在外面，草黄色的头发上沾着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忘记过死亡。

我自己的准备方法是，坐在背包上，选择地平线上的一个点，盯着它看。那天在富兰克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死盯着镇子边上的一座教堂的尖顶，它正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评估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父亲年轻时就死了，我十岁左右母亲丢下我改嫁。我没有女朋友，我没有人可以投靠。我只是一个男人，就算我能活到一百岁，早晚还是要被人遗忘。人总是要死的，就是这么回事。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信仰；否则的话，我想我会为自己的平安而祈祷，但我没这么做。我只是深呼吸，凝视着那个尖顶，让自己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是一只蚂蚁，一粒灰尘，一段被遗忘的记忆。我像任何人一样无足轻重，正是这种无足轻重让我强壮。要是我的生命无足轻重，我的死亡毫无意义，那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自由的，我成了我自己的世界的惟一主宰，在这个世界里，临死前的一个勇敢行为将会像矿藏一样被永久保存，我可以让它远离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