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话，门廊里的旁观者们终于借着酒劲蹦了起来，其中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走下台阶，好像要去抓那个骑在马上的人。但是那老头儿举起了双手，那是一双农夫般的手，又大又薄又粗糙。

“先生们，这个人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他说，他的话似乎让我们的小伙子们平息了怒气，门廊里的人又坐了回去，一个个摇着头。

我想说，我也是个寡妇的独生子，因为这是事实，而这并不能保证我不被子弹击中，但是在那些人中间，这句话似乎是有点分量的。我估计他们是共济会之类组织的成员。你永远无法真正知道人们如何选择互相联合，尤其是为什么联合，等你明白或要去关心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了。

他们就此放走了那个年轻的叛军。我看着他勒转红棕骏马的马头，一溜小跑而去，好像没人敢阻挡他似的，他们的确没有阻挡他。我看着他，感到很尴尬，并且有一种冲动，想跑上前去，为自己来到这里而向他道歉，这个地方显然是他的家。他坐在马鞍上跑得很顺，那骏马不断地往后朝他甩着脑袋，好像在催他跑快点。他们看上去像是在一起很久了。但他始终让马慢慢地跑，我看见他经过那些被征用的房子前都要朝窗子里张望。

等他跑出视线之后，门廊里那些人都来劝穿黑衣服的老头再跟他们喝几杯。

“我们都不可能再变年轻了，贝勒先生，至少再来杯威士忌，感谢上帝。”

但是他挥手谢绝，耷拉着脑袋，好像在专注地看着他的鞋子。然后他把一双大手插进衣袋，走开去，正好经过我站着的那个房角。他好像没注意到我，我差点问他，那个该死的叛军士兵是他的什么人，但是他的脸布满皱纹，使劲扭动，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把他的皮肤咬掉似的，我就由他去了。就在我以为他走过去了的时候，他却注意到了我，转身停留了一会儿，把那身黑套衫的正面拉拉直，用那双极不寻常的灰眼睛好奇地看着我。

“你是个精明的孩子，”他说，然后又走开了。

我知道我目睹了我宁愿没有看见的事情。

我逛回我的连队，突然变得垂头丧气，不单单是因为我没有找到酒。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街上变得拥挤起来。装满黑人的大车相互挤撞，并且撞着白人逃难者乘坐的较好的马车，那些白人既不愿用目光跟那些逃命的奴隶交流，又不愿向他们屈服，虽然大家都是在同样的邦联军队前逃命。每辆大车上都挂着许多大小和新旧程度不一的瓶瓶罐罐，随着大车的摇晃，撞在木头上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煞是动听。平民的人流慢慢地朝镇子的北端而去，那里架在哈佩斯河上的桥正在修缮加固。运气稍好一点的话，它很快又会在逃难者和军队补给车的重压下发出呻吟。我可以听见远处军需官的叫喊声，试图叫大家在桥上保持好秩序，我听见那些迫不及待地要过河的人扑通扑通跳下河去的声音。我还听见歌声。我们要赞美天上的主，向前，乔旦，向前。

当我终于回到轧花厂时，挖战壕的活儿停下了，我的部下们正站在壕沟边上，远眺着镇子四周的田地。他们一个个神思恍惚，就像害怕被听见或惹人注意似的。一个新兵，科尔伯特，远离他人，坐在后面，用帽子捂着嘴在哭，但其他人显然没有注意，他们都像着了迷一样。（我后来听说，科尔伯特刚刚得到消息，说是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因为天花而夭折了。他不是个爱哭鼻子的人。后来他战斗得很勇敢，很快就阵亡了。）我们的一个老兵，一个五短身材、罗圈腿的德国人魏斯，站在轧花厂的顶上，歪着脑袋，眯着一只好眼睛，盯着前面的什么东西。我踩着一个个棉花包往上爬，直到胳膊够到了木瓦屋顶，然后双脚翻了上去。很快我就站到了他的身边。

我看见的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它。远处，整个田纳西的邦联部队站成一排。全部的人马。我们一直在西部，在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田纳西作战，总是局限在河边，森林里和难以回旋的弯曲的小路上，我从没想到过数千人马一字排开面对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但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在远处微微闪光。暖和的天气让他们看上去像个梦似的波动，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旗帜在风中飘扬——战旗上的红十字和蓝十字，中间一个分队的怪异的、退了色的蓝白旗。铜管乐队在演奏《我留在身后的姑娘》。我但愿他们永远待在那里，把那壮观的场面冰封住。当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愉悦，对此我只能解释说，我跟他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打得这么艰苦，我很骄傲最终看见了他们的全部人马。我骄傲有这么一支部队，一大群穿着淡棕色军装的军人，手握锐利的武器，发出奇怪的嚎叫，面对我和我的部下摆开阵势。我骄傲我们值得他们这么做。虽然我知道，像我这样跟魏斯一起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朝我的脑袋开枪。魏斯正不知用什么语言在骂骂咧咧，我个人并不赞成他这么做。我希望一切都马上结束，那些叛军能够像我那一刻看他们似的看他们自己。但是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这样的场景必定要消失。所以他们开始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