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场白日梦做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一直听到的劈里啪啦的声音不是枪弹打在轧花厂厂房上的声音。我被碎木片溅到之后，抬头看了一下，发现枪弹打在木板条上发出的是噗噗声。而那劈里啪啦的声音是对面传来的，来自阵地外面。死人和快死的人紧紧挤在一起，敌军只能踩着他们的身体冲锋，脚、胳臂和肋骨都被踩碎，那劈里啪啦的声音就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我试图让手下不要朝旗手开枪，但是我无能为力。恰恰相反，看见那些旗帜，我的手下就平添一股怒气，我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吧。所以那个声音嘶哑的年轻人狂叫着，天知道在叫些什么，他挥舞着旗帜招集部队的时候，倒在了我们的工事前沿。他没有看见部队上来，就面朝着他的人们向前跌倒，双臂伸出像要拥抱他们似的。我们看见那个部队艰难地穿过铁丝网，我们开枪打死了他们。我们看见幸存者集中起来，由一个目光凶狠的年轻军官率领，我们把他也打死了，还有他的马。我们打死了他们很多人，其他人依然跌跌撞撞地朝阵地冲来。那大个子旗手从一个冲到一半就倒地的战友手中接过旗帜，然后他像个扑哧扑哧的火车头似的冲过来，偶尔吼上几句，好像让其他人迟疑了片刻，然后才继续往前冲。显然他不是个天生的领袖。然后他死了。

我彻底放开了。杀戮不再是毫无趣味的事情。我杀得性起，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因为我看见我们的很多年轻人被杀了，他们中大多数在通过阵地上的板条往外看时，不是眼睛就是额头被打中了。我们的战壕里躺满了双方的尸体，我只好指定两个人负责尽可能把尸体拖出去，让我们能有个站的地方。不，到了那个份上，我杀起邦联军来已经毫不手软。战斗的最初震撼已经过去。我麻木了。

但是枪杀一个不带武器的人，这是值得追究的，尽管他扛着他们该死的旗帜，似乎还是属于越界的。那种对事业的绝对信念，为完成一种象征性的任务而甘冒生命危险的精神，这是值得我尊重的，尽管它看上去那么鲁莽。一个拥有这种盲目勇气的人，会让人想到一种最原始的东西，也许最好将其遗忘，但依然不同凡响。

但我出手太慢，没能救得了那第一个旗手，他倒了下去。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了另一个人。

我看见他在二十码开外，准备拾起一面面旗帜。他个子很高，有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当那些旗帜摇晃着倒下时，他好像叹气了。不过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没有奔跑。他走到了旗帜跟前，把手枪扔下。抓住旗杆，然后转身朝我们走来，就像走在一个游行队伍的前头似的。他默默无语，只是把旗帜高高举过头顶。他还在微笑，我觉得这正是让我们的小伙子们犹豫的一个原因，从而给了我干涉的机会。

“别朝那个旗手开枪。”

魏斯举起了枪，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我朝他跃去，把他的枪打掉。我似乎让他从噩梦中惊醒，他看着四周，摇着脑袋，似乎要把什么东西从脑袋里清洗出去。我又叫了起来。

“别朝他开枪！别朝他开枪！让那个旗手过来。”

大部分人听了我的话，但是有几个还是朝旗手开了枪，奇妙的是居然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就连误打误撞的也没有。他闲庭信步似的——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他的步伐——来到我们的阵地上，爬到最高点，当着我的面把旗帜插好。他还在微笑，鼻子翘到空中，发疯似的仰天大笑。若不是要操心别的事情，消灭别的敌人，我的手下肯定会瞪着眼睛朝他看得更久。但是最终毕竟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环顾四周，好像征服了一座大山似的，他像个哀求者那样把手臂朝两边伸开。他在等待什么。

我伸手抓住他的皮带，把他拉进了战壕，他抬头看着我，他的眼睛埋在他那皮革似的棕黄色脸上。然后他把衣领拉下来，露出脖子。他指着脖子，像是在说，朝这儿打，快。我始终用脚踩着他的胸口，注视着他，直到他脸上的表情都变了。他变得愤怒，在我的脚下挣扎。他骂我是胆小鬼。他朝我吐唾沫，我气得差点撕他的喉咙，但是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下不了手。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他看上去年龄大些，大得不应该这么不假思索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即便在做着挣扎，他的脸也放松了下来，眼睛之间的皱纹也舒展了。他像认识我似的看着我，皮笑肉不笑。那时我也差点儿杀了他。但是随后他停止了挣扎，安静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