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里那里的野鸭最多，颜色也很丰富。而我打猎的时候用的是霰弹枪，子弹都是由铁砂构成的，一声枪响过后，那些水鸟就惊慌地飞起来，我的中国向导会立即划船过去，捡拾猎获物，而我的马来人水手，则立即给我装填弹药，我再向那些已经飞起来的野鸭和水鸟群开第二枪。这样，每天傍晚的打猎活动，我都要猎获至少二十多只肥美的水禽，我的炮艇上的水手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后来，那些水禽变聪明了，它们总是可以发现在附近移动的活物，比如我们这几个人。当然，有时候我也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就是穿上中国人用干草做成的蓑衣，一动不动地花几个小时呆在一个地方，等待水禽再次围拢过来，然后，从干草般的蓑衣里面，伸出枪管，开枪了。自然，我的猎物中了埋伏，我又收获了很多战利品。

除了猎杀水禽，我当然还会和途经的当地中国居民打交道。不过，我看出来，他们看见我一开始都显得害怕和疑惧。这是大清国政府的官吏闭关锁国的结果。他们总是教育自己的臣民，要防止外国人的各种图谋，洋人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就是要索取利益的。所以，他们害怕和我们来往，害怕和我们建立私人关系。而且，他们禁止海上大量的贸易，甚至不惜用武力来制止一些正常的贸易往来。

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北方向的航行，终点就是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一些欧洲色彩的城市了。我站在船头，看到了上海港口的那些大船上冒烟的烟囱，看到了码头上繁忙的景象，我忽然激动了起来，我明白了，我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刻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