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着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