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着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中国绘画需要从西方“拿来”些什么？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