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碧微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罢。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微就对我讲，悲鸿病了。我问她，人在哪儿。她板着脸说，在他房间里。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蒋碧微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这里哪有你的事体！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无疑是蒋碧微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徐悲鸿当时画在一块大的三夹板上，当他要给一位老友的父亲画像时，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画了新画。这幅可能成为一幅名画的杰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然而，另一幅孙多慈的肖像画，画着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却保存至今。

蒋碧微曾经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她对徐悲鸿不能说没有爱，但她的优雅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徐悲鸿总是一味退让，而不去跟她争辩。当孙多慈被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后，蒋碧微怒不可遏，焦虑异常。她担心这位才貌双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与徐悲鸿天天见面，那可能真是分不开了。她对徐悲鸿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国外去，你该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吧。”

徐悲鸿当然听出蒋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声辩，沉着脸，写了一封辞职信，叫她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蒋碧微舍不得放弃教授夫人的地位，没把这封信交出去。徐悲鸿这回是铁了心。当晚他们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鸿说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佣人告诉她，徐悲鸿匆匆回家，把衣服装进一只小箱子，没说什么话，就不告而别。

徐悲鸿在南京离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鸿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作翔实的补充。

“舒新城日记里记着，徐悲鸿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请几个留法的老同学，搞文学的，在舒家吃饭，蒋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说，不许中央大学收孙多慈这个学生，或者你辞职到法国去。徐说：你跟着我在外面闯了十几年了，你应该自立于社会，我每月三百大洋，给你一百五十大洋。蒋不同意。看到蒋打上门的泼辣性格，舒新城担心地说，这样下来，必然成为悲剧。”

不知何故，蒋碧微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鸿与蒋碧微的争执，总以徐悲鸿的默然作为结束。而徐悲鸿竟然出走，令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措手不及。蒋碧微自己回忆说，当她托友人四处寻找时，徐悲鸿从上海寄了封信给她，诉说他离家的原因。信中说：“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总之你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据说，在上海舒新城家聚会的几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内，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婚姻生活都有了变故。有的是在上海结识富家小姐或者知识女性，有的是在异地遇到红颜知己，好在西风东渐，离婚并不是难事，他们快刀斩乱麻，无一不与原配夫人离异，组建了新家庭。他们看着百愁莫解、坐拥愁城的徐悲鸿，劝他尽快作一个了断。

徐悲鸿却说：“我没有想过跟谁离婚，也没有想过跟谁结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这么说，回到南京对蒋碧微也这么说。上海友人笑他太书生气了，而蒋碧微则认为他心口不一。其实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他任凭情感泛滥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他处理感情与家庭的方式，未免书生气，又新潮又守旧，一败涂地。

一场家庭暴风雨过后，没有雨过天晴。

徐悲鸿蒋碧微所执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离方向之后，又进入以往的生活轨道，他们仍成双成对地出入社交场合，在众人面前带着微笑的面罩。徐悲鸿继续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蒋碧微也并不拒绝徐悲鸿成功带给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们之间默默滋长。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已是昨日黄花，比争吵更无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