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妻子郑坚说：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悲鸿调和一下？回国后我见他的身体不好，又不知蒋碧微到底做如何打算，我很替悲鸿担心。郑坚自告奋勇地说，我试试看!当时，虽然悲鸿一家已搬进了傅厚岗的新居，但是他受不了家庭中没完没了的争吵，独自住在中国文艺社里。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徐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

“返回南京，大家拥着悲鸿径直回到傅厚岗。郑坚笑着对蒋碧微说，‘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吧。’蒋碧微嘴角一动，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大声回了一句：‘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话音之外，大家悟到了所言之人何许人也，都闭口不言了。”

当时，盛成已经知道，蒋碧微与张道藩的关系不一般。

着名作家苏雪林与孙多慈同为安庆老乡，她记下了与孙多慈相遇的情景：“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很不错：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龄，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我同她似有夙缘，一见便很欢喜，觉得自己若有这样个妹妹，那应该是多么的好！”

当我翻开《孙多慈画册》时，在孙多慈名下找到《述学》，这篇不难读懂的文言文，透出这位纯洁才女的早熟：“吾终觉此世惟多残酷、险诈、猜忌、虚伪。则吾所指为真善美之资，实无尽藏。一如造物之形之色，千变万化，罔有纪极也。吾尽力以搜求之，撷取之，冶之。纳入吾微末之艺，其无憾乎?其无憾乎?”

孙多慈原本是一个心地纯净的女子，只因得到徐悲鸿赏识，就有人背地说怪话，老师教孙多慈一个人算了。还有人用小刀割破孙多慈画布，甚至造她的谣。而孙多慈在与徐悲鸿只是师生关系的时候，曾天真地以为，她心无芥蒂，可以同师母和平共处。当徐悲鸿新居落成时，许多人送礼，孙多慈也买了几棵枫树，请人送到徐府，并栽种于院中。蒋碧微听说原委，当即全部砍掉。徐悲鸿愤恨不已，不停地练字曰：“无枫堂”。

出国无望的孙多慈，毕业后回到安庆老家。

我采访中央美院教授韦启美，他曾就读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老资格的徐悲鸿学生。韦启美是安徽省安庆人。我问韦启美：“孙多慈是您同乡啊，跟她打过交道吗？”韦启美说：“孙多慈啊，她是我的老师！”

我问，孙多慈没在中央大学教过书呀。韦启美说：“不是在南京，而在安庆。一九三六年我在安庆中学读书，班上来了美术教师，就是刚从南京来的孙多慈。我们不叫小姐，叫先生。有一次，她拿张油画给我们看，我坐在下面给她画素描。等我画完了，她走来看，说你画的手太小了。人的手的大小，其实跟脸差不了多少，开始画容易脸大手小。”

“七七事变”后，韦启美画过一幅抗日漫画，一个小日本人拿着斧头，砍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斧头的口砍崩了。孙多慈夸奖一番，把它送到《安庆晚报》发表。韦启美说：“你可想而知，我画得很幼稚，但孙先生鼓励我，推荐我的画，她是我的第一个恩师。”

孙多慈随家人离开安庆，韦启美也随家人迁往四川，并考上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直接师从于徐悲鸿，又留在徐悲鸿身边当助教。世界真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