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蒋碧微颇有微词，徐悲鸿仍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危巢”，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他写下《危巢小记》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他以经石峪字集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题斋名曰“应毋庸议”。

当今已是着名画家的黄苗子时任记者，到徐悲鸿府上访问，进了前厅就大吃一惊，还没看过有人写过这样的斋名和集联，徐悲鸿也不怕犯忌！

也就在此时，徐悲鸿创作了大幅油画《我后》。这是一个取材于《书经》的典故，描写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汤愤然带兵讨伐暴君，苦难中的百姓们说，“我后，后来其苏。”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是，等待贤明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能得救啦。

画面上大地龟裂，树木枯萎，瘦牛啃啮树根，一群衣衫褴褛的穷人翘首远望，眼睛燃烧着无奈而焦灼的期待之火。所有的人看到，都为之一惊！

舒适的生活和教学环境，没有使徐悲鸿躲进象牙之塔。他画的这幅油画高厘米，宽厘米，有十六个真人般大的人物，竟直接以城区的饥民为模特儿，画了一群骨瘦如柴、面有菜色的民众群像，依托中国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深刻反映当时底层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徐悲鸿构思中数易其稿，他用他的画笔在呐喊。

主管国民党宣传文化的张道藩劝他：“别这么画，给自己找麻烦！”蒋碧微更是气愤极了：“张道藩先生是关心你，你是在一天一天把你自己毁掉！”

徐悲鸿一笑了之，没有中止他的激情创作。油画在都市沙龙多是高雅闲趣，明明可以画温文尔雅，可以画阳春白雪，足以给徐悲鸿带来社会声望和可观收入，但徐悲鸿选择的题材却触目惊心，仿佛撕下了上流社会不愿意面对的一层薄纱。

任何非议在徐悲鸿耳旁，如一阵穿堂之风，不为所动。他坚持完成画作，这才有了后来周恩来对此画的高度赞扬，有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以张道藩深得陈立夫的赏识，在中统CC派高层的显赫地位，能给人戴上红帽子，甚至送进大牢，但他对徐悲鸿始终另眼相看，至少表面尊重，保持着彼此友谊。即使他觉得徐悲鸿出格，多是提醒几句。后来他与蒋碧微走得再近，也没给徐悲鸿安一个“通匪”的罪名。也许他比谁都清楚，徐悲鸿才气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不与凡人等同。

而蒋碧微的极端不满，和她想扭转徐悲鸿创作方向的不懈努力，固然有她艺术眼光的局限，但要她承担更多关于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其实也有点过分。作为一个着名画家的妻子，她指望丈夫的画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要招惹是非，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她与徐悲鸿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她的苦苦相求，也许会有另一种解释。

然而，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的一对儿女而言，盛满童年乐趣的地方并不在傅厚岗新居，而在搬进傅厚岗以前的中央大学宿舍。在那个温馨又热闹的大杂院，在那个踏着地板嘎嘎作响的旧楼上，徐悲鸿蒋碧微虽然已经不和，但还是有和好的时候，况且他们心照不宣，不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孩子跟着保姆生活，看到的父母和蔼可亲，笑容满面。

二○○五年初夏，我在天津城中的一个居民小区，访问徐悲鸿长子徐伯阳。这位八旬老者面色红润，腰板笔直，不知是否接受采访之故，穿着笔挺的浅色西装，一头乌发梳得非常平整。他拿出父亲徐悲鸿给他画的素描给我看。一幅是幼童伯阳，赤身裸体，憨态可掬。另一幅是少年伯阳，手持小铜号在吹，一身童子军的穿着，神气活现。

徐伯阳的回忆自南京始：“从我有记忆的时候，那是两岁左右，我妹妹刚刚出生，我家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是我幼年生活最温馨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