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的一天，身穿西装的徐悲鸿走下一艘江轮，在武汉的码头登岸。抬头仰望雄立江边的黄鹤楼，使他想起唐代诗人崔颢在此留下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的诗意与眼前的情景是如此契合，徐悲鸿感慨不已。他此行颇为悲壮，武汉仿佛是他报效国家的一个出发地。

也就在这一年初，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加强军事进攻，而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终于意识到民气可用，在武汉成立军委政治部三厅，将一批有名望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厅长为从日本归来的着名诗人，曾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第六处处长田汉邀请徐悲鸿任美术科科长。别小看只是一科之长，在军政合一的战时体制下，主管美术专业的负责人非同小可，也必须是业内资深人士。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错，是接徐悲鸿的人没及时赶到，还是徐悲鸿没记清报到的地点，总之，准备上任的徐悲鸿找不到三厅，找到的是政治部本部的院子。守兵荷枪实弹，值班员爱理不理，徐悲鸿兴冲冲而来，却被晾在政治部主任陈诚的接待室。大概徐悲鸿支持广西桂系将领的抗日呼吁，陈诚等蒋介石嫡系还是很难谅解吧，通报半天，陈诚也不理，只认官衔的部属进进出出，没人问他一句，徐悲鸿一肚子恼火。

三厅厅长郭沫若接到电话赶去，已是午饭时间，他见到徐悲鸿就一再抱歉。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的徐悲鸿，原本就无意混迹官场，对官僚作风深恶痛绝。他愤愤地说：我不准备做官了，我要到广西去，美术科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是被利用，也不会用烂。说完，不顾郭沫若的挽留，连顿饭也不吃，匆匆告辞。

拂袖而去的徐悲鸿回到重庆。学生吴作人来看他，问起武汉之行，徐悲鸿告诉他这一趟的感受，连连摇头说：“难道我是为了想当一官半职去武汉的？我是要使我的艺术为抗战服务！不过，田先生那儿需要搞美术的青年，可以……”

吴作人说，想组织几个年轻人去台儿庄战地作画。徐悲鸿一听，击掌叫好，他急切地说：“这很好啊！你们早点出发，可以到武昌昙华林政治部三厅去找艺术处的田先生，他会给你们帮助的！”徐悲鸿尽管在官方衙门遭遇冷遇，投身抗战的激情并未消退。田汉主持国防部三厅艺术处，虽然他未上任，仍出面与之联系，不仅鼓励而且帮着谋划，由吴作人、陈晓南等教授画家组成战地写生团，很快奔赴战中的抗日前线。

徐悲鸿画了一幅自画像，表达他的心境：山峦、巨石、松柏、激流、幽兰，一个中年人，也就是他自己，站在其中，双手叉腰，仰天长望，寄托家愁国难的感慨。诗题：“望石依流水，幽兰香作盛。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

徐悲鸿离武汉后，打算再去桂林。孙多慈随家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长沙，徐悲鸿便在长沙小停，与孙多慈见了面。孙多慈从学校毕业后，出国未成，恋爱受挫，长时间不动画笔，有些心灰意懒。当年与孙多慈在中大艺术系同学的陆其清老人，是南京人，在长沙碰到孙多慈，后来他被徐悲鸿请到桂林去做助教。

陆其清告诉我说：“抗战以后在长沙，我们几个中大同学，包括孙多慈，常在一起小聚。有一次，在一个姓易的小姐家画像，可能心情不好吧，她（孙多慈）的话不多，画得不太好。易小姐请我们吃十大碗。长沙人请人吃饭，碗是很深的，自己家里做，十个菜。那时我们都知道，孙多慈父亲不同意女儿和徐悲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