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非洲，搞海岸货物运输，一混就是多年。一次，我身体出了毛病，才上了岸，在苏丹港落下脚来，一连串阴差阳错又把我摆到了港务长的位置上。后来，苏丹全国陷入了一场大劫难，苏丹港也就形同虚设了。这时候，我除了担任港务长，还兼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名誉领事。前一个职位变成了象征性的：偶尔有一两条船无意间驶进港来，成帮的盗贼也不会尊重我的职权；他们登船劫掠，毫不留情。至于名誉领事，那就更是闲差一个。我的收入不再来自税收，税早已不收了；也非来自工资，发放工资似乎成了远古时代的回忆。进行一些小宗的交易，成了我糊口的手段。敲诈大户的人所不屑一干的，就留给我这个小打小闹的人。

这个国家禁酒，贩卖酒类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营生。除了少量的酒类，我往平底小驳船上装的，还有一些饿得瘦骨嶙峋、黑眼睛、深紫色皮肤的活人；小驳船装满后，便开到大船的背面把货物送上去，让码头上那些心毒手狠又假正经的家伙无法发现。此外，还贩卖一些卡特①叶子。总数加到一起并没有多少，不过已足够供我糊口了。经过多年节衣缩食，我现在已经习惯以素食为生。所以，我才能够在夹缝里生存下来；换一个人，说不定要求会多一点，从而得不到容忍，无法在这里立足。

书我是读了不少，可就是对文学一窍不通，至少我自己是这么看的。A的作品我倒是有几本，然而觉得难懂，缺乏平和之气。不知为什么，总感觉是季风来临时远处地平线上狂风暴雨大作的天空，像大片浓密的树林，黑压压的，不时被紫色及蓝色的闪电或黄铜色的亮光划破。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厌倦与烦恼之气，说到底那是在社会上混久了，难以适应那套令人昏头涨脑的礼仪，心中产生的无奈情绪；那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怀念当时能敞开门窗，令人看到了广阔的明天。读他的书，会不时感到射来一束阳光，像一把焊枪从夜色笼罩下的废墟中喷出火焰，照亮周围的东西，晃得值夜班者睁不开眼睛。每逢这种时刻，我就不由得遐想起来：岁月如梭，人一晃已到中年；无论如何，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毕竟没有完全背弃自己的青春岁月；两人相隔如此遥远，是什么始终神秘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其实也很简单，不就是我们胆战心惊地躲到了一边，不屑于让人家随便指使吗?他的书，我说不清读没读懂，也说不清他同意不同意我这种读法。反正我觉得，在所有的书中，不管是他的书，还是别的什么书，都包藏不下比这种令人不安的抗拒更为伟大的内容了。

那封信是谁写的?来信者说：她是在A的家里做小时工的家政服务员，每星期只去不多的几个钟头。她说，我的地址写在一个信封上面，信封是从一堆乱纸里找出来的，没有封口，她便自作主张打开来看。里边只有一张信纸，上面仅仅写着“亲爱的朋友”几个字。还有日期：A离开人世的前一天。信显然过于简洁，说明不了什么。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想到要写这封信，接着又停了下来，这一前因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岂不能补偿了此信不足的分量?来信人告诉我：“您的朋友是星期一故去的。”她回避“死”字，这是普通老百姓的习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有这么一种禁忌。更有甚者，来信中“故去”一词是用缩略形式代替，就像在乡村坟地的某些墓碑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女小时工接着说：“有一阵子了，情况就不怎么好。”她的关注令人敬佩，叫人心里热乎乎的。我揣摩，她至少是同情A的。她给我留下了地址：家住美人仓。读了这封信，我终于拿定主意，回法国一趟，把朋友信里的空缺一一补上。正好我现在无所事事，在懒散中打发日子，有时间回去了解情况。再说，事关一位老朋友，自己不尽尽义务，实在过意不去。赶得很巧，这时正好有一条船要离开苏丹港，前往亚历山大、的黎波里和马赛。事不宜迟，我打点行装，登上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