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精神无可抗拒地衰落了。它在A心里引起的厌倦与无奈，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他下了那么个破釜沉舟的决心?这我说不清楚。然而，要说他根本无动于衷，那就是不可理喻的了。

何况，我估计，在这普遍的沉沦之中，文学应当是一马当先的，他不会不感到难受。我还估计，除非此人改变了本性，他所关心的，绝不会局限于维护文学一个领域。比如，他的国家对某一外国小暴君表现出善意，而此暴君醉醺醺的大兵竟肆无忌惮地常年炮轰和平城市；对另一暴君同样优礼有加，而他的秘密警察竟钻到巴黎市内，杀害流亡的反对派人士。这类事情，一个接一个地拆除着A个人心中的历史纬线。我这样讲，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在理智与记忆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从它那里汲取力量，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力量；要不就会相反，身在其中却像亡命于沙漠之中一般，成为悲怆感人的堂吉诃德，信仰过时的事物，无法见容于当前的现实。

我更不了解的，是她的作用，是她在A幻想破灭中(幻灭与否，不过是我们的推定而已)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只能像个写小说的，从一个个假定出发。不过，无论如何，我是得到A授权的：那封给我的信，白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亲爱的朋友”几个字。那不是邀请我，在可能的条件下，把消失的故事拼对起来，恢复原样吗?信没有写下去，说明他来不及，或者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故事遗留给我。尽管如此，那封信表明，他当时还没有衰弱到无法考虑把故事遗赠给我。女小时工也在根据某些迹象，像写小说一样，复原故事情节。她判断：A的这位女伴内心非常沉重，与周围环境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总是神秘地独自躲到一边。从这一切看上去，女小时工认为，她只不过是A在孤独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盟友。

她就像一只脆弱的手，习惯于在黑夜的恐怖中摸索；前边的路要是被黑影笼罩，她这手便会伸到您的手里。情况要是果真如此，必然是这个女人掌握着给予A致命一击的权力。如果她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具有互相对立的双重性格(就我记忆所及，我的朋友A就有一种放荡不羁的倾向，不住地干扰他过严肃生活的向往)；我突然觉得她成了个轻佻的女人，渴望忘掉自己内心阴沉的那一部分，贪恋声色犬马，骨子里与其说喜欢冒险，不如说更倾向保守、更随波逐流；她甚至会羡慕暴发户某些俗不可耐的派头。突然有一天，她感觉自己做了一场大梦：跟A这么个悲喜剧色彩的大个子相伴，在黑暗中行走，不知哪一天会走到哪里去；赶紧悬崖勒马，走为上策。于是，她便抛弃了男伴。A成了孤零零的一株枯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