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5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17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陈希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的这一警告。他的变态母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存在的探索，使文学重新站立在灵魂的面前，获得了提问存在的能力。借着陈希我的努力，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再一次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从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没有道路。陈希我似乎更决绝，在他那里，天堂与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间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来自变态的心灵。

人已经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着了。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的话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难道那些精神的重担，真的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肩上卸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他的写作，或许不能给现代人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今天，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内心的撕裂——陈希我的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我相信，它的价值，将随着我们生存境遇的不断严峻而变得越来越显著。

2005年12月13日改定

(《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