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布克先生的包厢时，他正吃完一份炒蛋。

“我想，最好让餐厅立即开饭，”他说，“以便尽早清理干净，让波洛先生进行询问。我已经叫他们替我们三人送些餐点到这里来。”

“这想法不错，”波洛说。

医生和波洛不饿，所以这顿饭很快就吃完了。喝咖啡时，布克先生提起了占据三人心思的那件事。

“怎么样？”他问。

“哦，我已经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匆匆离开美国。”

“他是什么人？”

“你可记得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遭到绑票的事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凶手卡塞蒂。”

“我想起来了。那是件骇人听闻的案子，不过细节我不记得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曾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有一半美国血统，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范·德·哈尔特的女儿。他娶了当年最负盛名的美国悲剧女演员琳达·亚顿的女儿为妻。他们在美国定居，生了一个女儿，十分宠爱她。但那女孩三岁时被人绑票，要求的赎金高得离谱。我不赘述后来发生的细节，直接跳到后面。上校付了二十万美元的赎金，看到的却是女儿的尸体，当时她至少已死了两星期。大众对此事愤慨到了极点。更悲惨的是，阿姆斯特朗太太当时有孕在身，她获知女儿被害的噩耗，惊恸过度，导致腹中婴儿早产夭亡，她自己也一病不起。她的丈夫，也心碎得自戕身亡。”

“天哪，多悲惨啊!我想起来了，”布克先生说，“另外还死了一个人，是吧？”

“是的，一个不幸的法国或瑞士年轻保姆。警方确定她同案件有牵连，拒绝相信她那歇斯底里般的否认。最后，这个可怜的女孩走投无路，便跳楼自杀了。事后的调查证明，她和绑票案毫无瓜葛，绝对清白。”

“这件事想起来就令人难过，”布克先生说。

“大约过了六个月之后，绑票集团的首领——就是这个卡塞蒂——被捕了。这帮人在过去也干过同样的事。只要感到警方已在追踪，他们就先撕票，把尸体藏起来，然后继续勒索大量的赎金。

“现在，老朋友，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犯下绑票案的就是卡塞蒂!然而，他用贿赂和要挟等手段，竟钻了法律漏洞而被判无罪。尽管如此，如果他不是机灵地溜掉的话，一定会被大众私下处死的。现在我知道后来的发展了。他改名换姓，逃离美国，从此周游各国，靠着手头的巨额财富过日子。”

“哼!真是个畜生原文为法语。。”布克先生的口气充满了厌恶，“他死也活该，我毫不惋惜!”

“我也同意。”

“不过，他还是不一定非在东方快车上被杀吧？能杀他的地方多得很。”

波洛微微一笑，他知道布克先生对此不免有意见。

“现在我们必须查明的是，”他说，“这桩谋杀案是那些过去被卡塞蒂叛卖的匪徒干的呢，还是有人在为阿姆斯特朗家报仇？”

他解说他从那张烧糊的纸片上发现了一些字。

“要是我的假设没有错，这张纸片应该是凶手烧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提到了‘阿姆斯特朗’这个词，而这正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阿姆斯特朗家还有什么人活着吗？”

“这个，很遗憾，我不知道。但我曾经在报上看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的报道。”

波洛叙述了他和康斯坦丁医生的推论。提到那只坏掉的表时，布克先生眼睛一亮。

“看来那只表已把行凶的确切时间先诉我们了。”

“是的，”波洛说，“真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的口气耐人寻味，另外两人好奇地看着他。

“你说你曾在十二点四十分时听到雷切特跟管理员说话？”

波洛把当时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

“好吧，”布克先生说，“这至少证明卡塞蒂——或雷切特，我还是这样叫他——在十二点四十分时确实还活着。”

“精确地说，是十二点三十七分。”

“也就是说，在十二点三十七分——这是正式说法——雷切特还活着。这至少是个事实。”

波洛没有答话。他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有人敲门，餐车侍者走了进来。

“餐车里已经没有人了，先生，”他说。

“我们上那儿去。”布克先生站了起来。

“我可以一起去吗？”康斯坦丁问。

“当然可以，亲爱的医生，除非波洛先生反对。”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波洛说。

“请吧，先生。”

“不，不，你先请。”

在一番例行的谦让之后，他们走出了包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