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儿结巴地问他。

“ 我再说一遍，”罗西以强调的口吻说。“ 我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德拉库拉还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 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他慈爱地说。“ 我跟你说每一个在历史中折腾久了的人都可能会疯掉。”他叹气说。“ 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是苏丹迈米德二世创建的。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地图，上面标有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人的墓地，我想那可能就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地图总共有三张，都是关于同一地区的，只是比例尺一张比一张小，标得也更详细。”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自己那本怪书。“ 第三张地图中央的文字是一种原始的斯拉夫方言。只有懂得多国语言的学者才可以看个道道来。我尽力过，但不能确定。”

这时，罗西摇了摇头，好像仍在遗憾自己知识有限。“一天下午，我在仔细研究第三张，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张地图上邪恶之墓的位置。你还记得弗拉德·特彼斯是被埋在罗马尼亚斯纳戈夫湖中一座岛上的修道院里吧。这幅地图和其他两幅一样，并没有显示有什么湖中小岛——尽管它的确显示有一条河穿过，到了中部，河床逐渐变宽。在地图中心，邪恶之墓的上方，不论它该在哪里，有一条线条粗略的龙，头上戴着王冠，那是一座城堡。那龙和我——我们——书上的一点儿不同，但我推测它肯定是随着德拉库拉传说到土耳其人那里的。在龙的下面，有人写了很细的字。起初我以为是阿拉伯文，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竟然都是希腊语，我完全不顾规矩地开始大声翻译——尽管图书馆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位无聊的管理员进出，很明显是要来看我有没有偷什么东西。这时，我完全是一个人。那些极小的文字在我眼皮下跳动，我大声念了出来：‘ 它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 。’

“ 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 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 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 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

“‘ 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 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 ‘ 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 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 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 必要的话，去警局。’

“‘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 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