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非典”刚过，《阿文的噩梦》就播出了。这期节目又让观众看到了柴静的杰出表现，看到了《新闻调查》人的风采与艰辛。这份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与形形色色的歹徒、恶霸、痞子、贪官污吏打交道，不得不冒充身份采取暗访、偷拍的“不光彩手段”。同时他们还得经常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甚至冒死身赴最危险的地方。只要阳光下还有罪恶，只要现实中还有不安定因素，调查人的角色就不会改变。

阳光下的罪恶

——《阿文的噩梦》手记

柴　静

6月7日

孙志刚案的采访刚开始，就被通知做不了了，主任安慰我们：“看看吧，没有别的选题就从广东回来吧。”

余仁山把他存了一阵子的猛题翻了翻，说有个广州的戒毒所卖吸毒人员出去卖淫，被公安取缔了。

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的人说：“孙志刚这个事已经够……现在的形势你看……市委市政府认为不宜采访。”他咳嗽了一声，加了一句，“要不给你一个特大妇女拐卖案？还有一个刚破获的贩卖毒品案？”

给制片人打了电话，张洁支持我们自己调查的想法。我们四个坐在空房间里想从哪儿开始。

想起采访孙志刚案，在法庭外等候的时候，有一位路过的蔡姓律师，留下过名片。打给他，请他打听这个案子的经办人。

他说“十五分钟后，你等我电话。”

下午，我们见到了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王云松。

案子曾经在二月公审，两个被拘捕的管教对参与交易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只是职务犯罪。“只是遵守院领导的创收规定。”

在此之后，这个案子就没了下文，现在也早已过了宣判的期限。

6月9日

辗转打听到了晚报的记者赵世龙，才清楚，一年前有一个被戒毒所卖出的女孩阿文，向他报料之后，阿文和他曾伪装成鸡头和卖淫女去买人，在与所长直接交易后，向警方举报，戒毒所才被取缔的。所长拘留了十五天之后，现在还在任。我们通过赵世龙向警方探问，得到的回复是当时交易现场的照片与录音已丢失。

只能开始寻找阿文。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

阿文曾经在三个月前和赵联络过，说自己在赤岗附近，我们去那儿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司机叹着气说：“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在卷宗里找到了阿文家的地址，她姐姐说已经两年没见她了。迟疑了半天，她才说：“阿文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广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几天每天都要去阿文被戒毒所卖去的康乐村，想去找找线索。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从皮条客和招徕生意的鸡头身边挤过去，头发里都是不知道从哪里滴下来的污水。

6月10日

我们商量着寻找知情人，赵世龙翻箱倒柜找出一年前院里的退休干部寄给他的举报信，是揭发院长的贪污问题。

老先生已经退休了，说不出个所以然，给我们在本上写下个名字，说是所里的职工，有可能对买卖的事知情。

没有电话，只能自己找。听说第二工人疗养院的宿舍在怡乐路，我们趁着黑，找了两个小时。按到某一家门铃的时候，应门的人终于说“我是”。那七层楼的台阶，我们是拎着机器身轻如燕地飞上去的。

他告诉我们，这些吸毒人员其实都是从派出所买来的，每次五百元到八百元一个，再转手以两千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鸡头。这些年该管的人都来过，“招待得很好，笑眯眯都走了。”

所里也贩毒，还打死过十几个人。法医鉴定也做过，有人来闹过，告过，没有用。

“孙志刚那个，”他比划了一下“跟我们院里的比起来，毛毛雨。”

采访出来，我们开着车在广州漫游，希望能在哪一个街角忽然遇见阿文。

6月11日

长洲戒毒所现在已经是收治精神病人的康复科。

我们从广东台借了设备进去偷拍。为了配合呼和的东北口音，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我二弟进医院。幸好广东人对我的山西口音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的一瞬间，在赵世龙告诉我的位置，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肮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种气味。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喝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