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 面 团”

我的任务是采访七名犯罪嫌疑人，拍摄抛尸现场，寻找知情人。按时间计算，如果当晚播出，我们最迟应该在12：00拍完所有内容，然后赶三个小时的路到太原传送，并在路上完成初剪。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就看采访接洽是否成功。

不幸的是，我碰上了一个“面团”。他是山西省公安厅的某领导，对于我的采访要求，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让我反复地听他“介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时而让秘书核实这个细节，一会儿让那个来旁听，通过我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终于同意我去找办案民警。可我们刚刚出发，他又打电话让手下人把我们再次“礼让”到宾馆。时间这时已经指向10：00，不算联络沟通，我和这“面团”已经白白耗了一个小时，他居然还要商量！？我冲进他房间时，“面团”依然一团和气，满脸微笑，现实提醒我，必须像老记者那样狐假虎威——我扯起一面“大旗”，胡乱挥舞一番，这回“面团”终于明白表示：“犯罪嫌疑人最好不采访，以免打草惊蛇，影响其他嫌疑人的抓捕工作”、“目击者和幸存者我们做了笔录后，现在已经分散回家了，不容易找。”（事实证明这是假话，我们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联络的知情人其实都被当地警方集中安排住在一处，楼下还有声称保障知情人安全的警察看守）、“某副省长建议抛尸现场最好不要再过多报道了”……

不知是不是“大旗”的作用，经过短暂商量，我们最后终于达成共识：让忻州市公安局局长介绍案情；抛尸现场一定要拍。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由于“面团”顽强抵抗，我决定暂时放弃，有时间再另辟蹊径突破。转来转去跑了两个现场，顺手还采到了个目击者，完成采访任务回到宾馆已是下午1：30，当天播出眼看不行了，“面团”白白耽误了我一个多小时，教训证明：以后遇到这样的人要速断速决。

逝　者　如　斯　夫

既然第二天播出，深度必须加强。安监局主持工作的司长告诉我们，短期不会有阶段性进展。和“家”里沟通后，确定把县里的监管不力作为调查焦点。我的任务是找到家属、幸存者、目击者和矿上工人，调查事故发生后的情景和普遍存在的监管不力的情况。

通过最早的举报人邱洪刚，我们找到了这些人。虽然当地警方严守楼梯口，最终架不住内外交困，我们还是采访到了五位关键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贤明。她的丈夫在事故中遇难，当时她就在井边。下午1：00她看见井口冒烟，工人要上来，工头说谁上来就把谁踢下去，果然没有工人上井，所有的人继续提石料。到下午3：00，燃烧的编织袋引燃了井下储藏的炸药（按规定，井下是不能储存炸药的），一声巨响，碎石四溅。伍贤明说：那时她就知道全完了，井下全完了。刚开始，还上来几个活的，都是管事的。后来抬上来八具尸体，负责抢救的人就不让抬了。他们封闭了井口。（警方从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分析，他们身体没有明显伤痕，有可能是后来窒息而死，是否是封闭井口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下午4：00，警车、救护车都来了，可井下的矿工并没能得到他们的救助，众多官员只是草草地听了矿主的汇报就匆匆离开了。官员走后，像伍贤明这样的知情人都被矿主骗到隐蔽的旅馆隔离起来，以此封锁消息，这一瞒就是一个星期。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却没有一滴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听说，那四具被焚烧的尸体，是家属拿到了钱，觉得尸体不好带走，让工头们烧的。如果真是这样，尽管我能理解家属这样选择的原因，但心底还是禁不住生寒。难道贫困真的会把亲情都腐蚀殆尽？

在几次矿难的采访中，家属和我们说的最多的是赔偿金的数目——钱少了，他主动要求记者采访；钱数满意了，他远远地看见记者就摆手。到现场的这些家属，大多带着家乡的能人来谈判，事故的处理因此变得冷漠而程序化。从他们身上，我很难看到“人命关天”的影子，可面对他们的贫困，我又觉得无话可说。

生与死的距离只有一百三十米

张天贺

海拔负一百三十米，这是我曾经到过的地下最深处。

罐笼有节奏地坠落，镜头里的蓝色洞口闪动着刺眼的寒光，井下的空气越来越潮湿、冰冷，我想三十七名死难矿工在那一天一定也感受过同样的潮湿冰冷。可我并不觉得这趟下井有多恐怖，因为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体验而已。就像三年前在同样的夏天，我和栗严进入闷热潮湿的南丹透水矿井时一样，心里清楚很快就可以出去，因为我们只是来采访的，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