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申

为了解答电视连续剧《家·春·秋》的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助于他们对原著精神的理解，加深对时代背景、地方色彩以及封建礼教的认识，总尽力追寻记忆，用往事中的实际事例和自己的感受给以说明。到该剧摄制完成后又连看了三次录像，使得我当时心潮起伏，颇为激动。特别是剧中觉新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更无处不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真是思绪万端，似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该从哪儿讲起。四哥（巴金）在《和读者谈“家”》一文中曾直率地说：“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爱得最多的人。”如果把他的另一篇回忆文《做大哥的人》拿来跟小说《家》的第六章两相比照，一看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其实小说初版的第六章本冠有《做大哥的人》这个标题的。不过后来他又把全书的标题通通给删去了。关于这部小说他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种种，用不着我再作添足之举，只不过想记下大哥（不是觉新）在我记忆中的一些琐事与印象，以抒思怀而已。

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八九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个春天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家突然发生这意外的情景。时间已经不算早了，我正站在堂屋前的阶沿上，眼见大人们从大哥住房（他住在左厢房）里进进出出，表情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母亲和嫂嫂不断呼唤着大哥的名字，还着急地说：“这个样子叫人咋个办！”据说大哥睡到现在还不醒，怎么叫也叫不醒，不知出了什么事。之后要我马上去请张伯馨来诊视。张是位开业的私人西医，原先在法国领事馆为祝武烈（中名译音）医官（也就是小说《春》里面替海儿治病的那个外国人）任翻译。祝回国后，张就自己申请开业行医，跟大哥是朋友，有时我们家的人生病，也请他看看病，因之同我家很熟。我家那时早搬出老公馆，住在桂王桥西街七家巷口，是租的一座公馆大厅以内的正院，与二叔一房合住。大厅外还有两个小院，住的一家姓王、一家姓吴。张的诊所（也是他的家）在双栅子，相距两三条街。我立即小跑奔赴张处。张见我气喘吁吁，一副紧张的样子，问明情况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先回家，我带上药箱马上即到。”果然，我前脚跑回家报信，接着张也就来到。经他仔细检查、灌药施救，又打强心针，可大哥依旧沉睡如故，未见醒转。张忙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摊开双手说：“发觉太晚，无法抢救，完了。”断言大哥定是睡前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物，才是这样。

大哥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服用大量药物以毒杀自己，不说当时我这个少年不明白，就是母亲、嫂嫂也弄不清楚。连他究竟吃的什么毒药也不知道，没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后来找出了他留下的遗书，方知他早就萌有死念，遗书都写了三次，撕去了三次，第四次方成。可见他那一阵子内心的苦痛到了何等的程度。现今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顾全个人面子，白白牺牲了自己不说（死时才三十四岁呀！），还给活着的亲人们留下痛苦，损失与灾难。母亲同样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一个绅士家庭的面子，不失体面地先办了大哥的丧事，还请旧日在四川做过提学使、三代世交方旭（鹤斋）老先生亲临“点主”。方有挽联：“含愤一朝亡，两地招魂居隔巷；吊丧三代共，八旬挥泪哭通家。”方家离我家不远。时年八十，安徽桐城人也。并倾家荡产尽我们所有了清他留下的债务。以至后来我家的生活主要靠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按月接济。三哥毅然决然承担下这副重担，就此把他累苦了。抗战刚胜利他就因病衰竭而孤寂地死在上海，巴金有怀念文讲得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