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大哥的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在大哥的遗书里也说他发现一家人养命根源因银行倒闭而化成了水之后，清理往来账单，一时情急，把全部单据撕成粉碎，抛弃到废纸篓内，等到第二天，清醒过来，想起再去找回，废纸篓已被佣人打扫屋子清理掉了。完了，这一切全完了。大哥的自杀当然不是由于‘痰病’的突发所致。但因刺激过大一时神经错乱撕毁了所有单据，因而使他更钻进牛角尖，难以转过弯来，我想也可算促使他自杀的死因之一吧。大哥有过“痰病”，这在我家里和至亲中都知道，我也听大人讲起过。但一直没亲眼见过，因为他不常发。记忆中仅有这样的三次印象：一是爷爷死后我们小孩们常聚在那间空着的上房里玩捉迷藏什么的。有一段时间里每天傍晚，大哥总是把长袍扎起，带领我们这些小弟弟妹妹们以双手着地弯着腰，在屋内爬行，往返多次，说这是健身运动；后两次都发生在我家吃午饭时，他突然针对母亲发起脾气来，一次还有客人（舅母或姨妈来我家作客）在，弄得场面十分尴尬；另一次是我们一房人在上房窗前阶沿上吃饭，不知为什么事，又同母亲争执起来，他突然立起身子就把饭桌推翻，大家还不及阻拦，菜饭业已倒地，碗盘尽碎，大家连忙避开，佣人们马上前来打扫收捡。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应该说这样的事发生在旧礼教的封建家庭里是反常的。我想也该是“痰病”的一种表现吧，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了。

大哥之死自然给我家带来悲痛与损失，有好长一段时间内日子真不好过。这且不说，也非三言两语道得清。不少亲戚朋友一提起他的死也为之惋惜不已，好像他们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那摆花生橘子卖的小摊贩，串街走巷、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人也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因为他不单是个亲戚朋友认为的“能人”，更是个“好人”。对人宽厚、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事情到了他的手里总是给安排得巴巴式式，面面光生，皆大欢喜。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真可称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比如说：我有个表姐要订婚了，男方是在北平念过大学的，提出不喜欢旧的那套仪式，希望采取新式方式。舅父母感到遇上了难题，立即找去大哥商量，并委托他全权主办。男家跟我二叔是朋友，在成都也有点儿名气。我清楚记得订婚礼是在成都提督街海国春西餐馆举行的。订婚男女并排立在大餐桌前，上边站着的是证婚人（当地名人）、双方主婚人、介绍人（也就是媒人），还要当场讲话，订婚人要交换戒指，不摆圆桌面的酒席，宾主全对坐在长桌前用刀叉吃西餐。妙！在我们亲戚中真要算做引人议论纷纷的新鲜事儿。要知道那是在风气闭塞的内地的二十年代呵。

大哥自小就很聪慧，长大了又这么能干。听母亲说当时成都著名中医沈绍九老先生就喜欢他，愿意收他做关门弟子，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拜沈老为师，却交上了个懂西医的朋友，也许他认为西医新、比较科学。还私下里买了不少有关西医的书来自学，自备了一些西医常用药，还学会了打针。遇上周围熟人患了小毛小病，就主动送药医治，别人也十分乐从，因为往往颇为见效，特别是左邻右舍的贫苦的人更为感激。可这回他用药自杀，就使得别人难以发觉，到时连真正医生也束手无策了。好事竟变成坏事。

大哥应该说是我们这一辈接受新思潮的启蒙人，他买了不少新书报带回家给大家看，四哥在回忆录中早有记述。后来（那时三、四哥已去上海）不仅帮助堂兄弟和表弟妹们成立一个读书会，送给他们不少新书刊，有时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个学会叫“驰驱学会”，设在高姓姨母家。高家在鼓楼南街有所大公馆，姨父还是个古书版本收藏家，早已去世。我陈家外婆舅父母们也住在那儿。学会中人还不少，都是年岁相差不大的亲戚中年轻人。学会办有一刊物叫《驰驱》。姨表兄高惠生写得一手颇为好看、别致的钢笔字，刊物多由他编排缮写。他们常有聚会讨论，偶尔也聚餐，有次我嫂嫂的侄儿张鹏就吃得酩酊大醉，人事不醒给人抬送回家，引起家人的抱怨与不满。我记得有一次随母亲去外婆家玩，近晚前他们在堂屋内上演了一幕新剧，大哥竟然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时髦女郎，高表哥饰的一位贤妻，临时把我也拉入剧中去做“她”的娃儿。真有趣，至今记忆犹新。看客自然是舅母姨妈和亲友们。那天晚上十分热闹，可能是因为一个表姐即将出嫁，特为之作出的纪念性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