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是在爱的环境中长大的，自幼过着被宠爱的少爷生活，到了成人，结婚做事，一切都由上辈人安排、操办，不用自己操心。尽管不久父亲死去，我们这房的事务全由他承担，可那时祖父还在，经济条件又好，穿吃不愁，玩乐自在，加上自己还在商业场事务所做师爷，每月也有二十多元的收入，花销根本不成问题。家出名门，到处受人尊敬，但花钱素来大方，慢慢手也就用散了。每逢商场中的店家到了什么新货，或见到了时髦的新鲜玩意儿，总喜欢买回家，送人或留着自用。有的店家还不用付现款，立有折子、户头，逢年过节或一定时间再结账付款。不习武术（大哥幼年时跟三叔保镖学过耍刀、打拳）了，来个运动健身。我家是旧式公馆，一进大门有个全用大石板铺砌成的大空坝子，他也买了个皮球来踢踢，还备有网球拍，房间内更有样式新奇的木制体操用具。一九二九年他带同七哥（三叔的儿子）一道去上海看望四哥，回来时更带了不少东西，单是送给自家人和亲戚的各式各样的皮鞋就装了一口箱子，还有不少衣料和其他东西。带回了两架钢针、钻石针两用的新式方形盒式留声机，近百张唱片，诸如胜利、高亭、蓓开三大唱片公司灌制的京戏、大鼓各名家的唱段，流行歌曲等等，加上大大小小外国音乐唱片。这些东西最受欢迎，给家里平添了不少热闹。我因此从中学会了哼京戏，记得不少唱段，像余叔岩的《珠帘赛》、言菊朋的《汾河湾》、夏山楼主演的《武家坡》等等。他死后唱机连同唱片全部折钱抵还部分欠债给一个亲戚了。使我不胜惋惜。

从上海回来后大哥也改穿起洋服来了，更表面地新式化了。西装是在成都北新街一家叫“恒谦”的西服店定做的。夏季里身着太阳呢上装，白色大翻领衬衫，下穿白法兰绒起蓝色小方格的长裤，白帆布皮鞋，头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时还特别手拿一根“司提克”。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面貌清秀。鼻子楞楞的。出门之前先在堂屋内大穿衣镜前整容一番，真算得个一表人才的十足漂亮绅士。

我出世时，没见到父亲，他去世了刚两月。到懂事起，方知大哥才是我们一家之主，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尊重他的意见。在旧社会封建大家庭里她毕竟是个“女流”，不晓外情，又是个后母。加上“长兄似父”的明训，我对大哥从小就怀有一种敬畏之感。应该说他对我们小弟弟们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仍照老规矩行事，必须先在我家书房读上几年古书。原来任教的是我们的汤姓大舅公，太老了。就多方托人聘得一位比较严厉负责的中年人来任教席。我硬是由大哥领着走进书房，在照有红色蜡烛、系有红色桌围的大方桌上摆设着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行过大礼，再向新教书先生叩头跪拜。因之我进新式学校也较迟，还是屡向母亲提出要求，拖延好久才取得大哥的同意，并作了从小学高一念起不许中途跳级，要循序而渐进的规定。头两年上学都有堂弟的老家人陪送，中午持饭折去一家指定的饭铺吃一餐，自己身上不许带有零钱。调皮的堂弟深感不自由。想起有一次我初中毕业的小哥哥，同朋友在外玩，深夜方归，事前没跟家里人讲过。大哥问他去哪儿了，他不直说，撒了个谎，说去看戏了，经大哥一问，问出了漏洞，他转不过弯来，死不承认。大哥因而生气，怕他在外交上不好的朋友，遂手执鸡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亲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说清楚，否则按家法从事，要替父亲教训他。后来经母亲从旁一再劝导，他才说出原来是同一个朋友到弹子房打台球去了。当时真把我吓得胆战心惊，深深感到大哥这位长兄的严厉一面。

大哥喜爱京戏，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的老板投资兴办的，他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备有一把京胡放着。有时我们也常跟着他去看戏，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遗嘱上还说过生日那天特别请全家人去看戏。我还记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会新民电影院看电影，片名《马介甫》，是据聊斋上故事改编的。我们坐的是楼上正厅包厢第一排，我刚拔过牙，把头枕在他大腿上横躺在椅上，从栏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着了，流出一滩口水湿了他的衣衫。他也没怪我。他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生胶底的皮鞋，后来还替我跟堂弟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去吃一家亲戚的喜酒。这使我感到他做长兄的仁爱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