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三兄弟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在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五十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一九二九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一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一九四五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

作家李健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李尧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桥公墓，墓碑的形状是翻开的两页书，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中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过去，时有人来墓前献花。但“文革”中，这个从没有伤害过人的墓，也被作为“四旧”给毁掉了。巴老为此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哪里去寻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对我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但难以实现。

为实现巴老的愿望，去年我选编了一本书，名为《不应被忘记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以巴老所写两个哥哥的文章为主，兼收了已有的李健吾、黄裳、纪申等人的文章，还有新组织的邢方群、杨苡、黄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学院内部赠送）。可惜巴老不能阅读了。

巴老已用最后的言行证明自己

巴老生于一九〇四年，到二〇〇四年正好百岁。去年只是进入百岁。时至今日，巴老已经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了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爱戴巴老，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称号。明天是巴老进入一百零一岁的生日。在此之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系列讲座很有意义。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自己对巴老的感受，尽管我讲得不深不全。还得感谢在座的朋友耐心地听完我用四川话讲的感受。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