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一治这个小婊子，比阿特丽斯，”娜塔莎·米特斯基说。那个脸上罩着帽子的侍女动弹了一下，却犹豫着。

我端坐在那里，想起戈尔洛夫在克里米亚一家酒馆里的经历。一个女招待想偷他的手表，他一拳头把人家的鼻子打破了，这我是亲眼所见。现在他那只手会不会给这个小不点儿来一拳？（那个女招待员的个头跟戈尔洛夫差不多大。）想到这里我不禁全身打颤。可是不等灾难降临，夏洛特站了出来，抓住泽普莎衣服后面的一根带子，把她拖到了女士们中间，像抱玩具似的抱着她，说：“哦，你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漂亮，傻姑娘，你的头巾都乱了！”她拽住泽普莎头上的假发，让卷发遮住她瘦削的脸。蓦然之间又有三双手落到了泽普莎的身上，她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她们给她浇香水，撒脂粉，用口红涂抹她的脸--这些妇女用品都是从收藏着的珍宝匣里拿出来的--毫不怜悯地毁坏她的容貌。

泽普莎假装反抗。她踢着，哭喊着救命。她越是挣扎，折磨她的人越是高兴，看到这个场面她更来劲了。与此同时，只有那个沉默寡言的侍女和尼孔诺夫斯卡娅夫人在一旁没有动手。那个侍女的双手紧握着，藏在铺盖里面，脸上遮盖着女式帽子。坐在戈尔洛夫右边的尼孔诺夫斯卡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她浓密的头发紧贴在脸颊上，呈波浪形的曲线，只露出高大的鼻子和厚厚的嘴唇。那样的鼻子和嘴唇要是生在别人的脸上可能很难看，但跟她的五官搭配起来有一种异国情调，很性感。她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后面闪动着。她就这样看了我们好一阵子，而我们则不断地用眼光向她表示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先生们，”她的声音沉静而坚决，尽管有周围的喧闹我们仍听得很清楚，“你们一定是富有经验的旅行家。打过那么多仗，还跨越了欧洲，从千里迢迢的……巴黎而来，是吗？”

听到这句话，在调逗的人中最不积极的安妮·谢特菲尔德完全放开了小不点儿，其他人也跟着松了手，倾听我的回答。

“是一起从巴黎来的，”我说。“在此之前，我待在伦敦。”她继续瞪着我，我只好接着说：“当然我还得坐船跨过大洋。不过我觉得那一次根本算不上是旅行，简直就是让我害了一场大病，因为我一路上都晕船。”

尼孔诺夫斯卡娅微笑着，但似乎并不觉得十分有趣。“你们在巴黎见面是巧合，还是事先安排好的？”

她这时将目光转向了戈尔洛夫，于是戈尔洛夫回答道：“我想是巧合。我们参加了对土耳其人的战斗之后便离开了部队，没有别的计划，只是观光旅行。斯威特当时还只是个孩子，我想他需要我照顾他。后来他去了伦敦--那是个罪恶的渊薮--但我只敢待在巴黎，靠自己打仗挣来的酬金勉强过日子。他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正赶上我花光了钱。我们决定充当俄国雇佣兵去赚一笔钱。一路上，他出钱，我出技术。”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戈尔洛夫主动地向别人和盘托出这么多的秘密。但是这位女士的问话方式有些特殊--温柔当中带着浓厚的兴趣--这才使得他那么坦率。

“可你们不只是一般的熟人，对吧？”她追问着。“你们在同一个团里当兵打仗，所以是亲密的战友？”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打听来这么多关于我们的消息，因而感到有些不自在。她瞥了我一眼，又转过脸去看着戈尔洛夫。戈尔洛夫告诉她：“不只是在一个团，我们还睡在同一顶帐篷里。在战斗中我一看到他发狂，就把他拉到我的身边保护起来。一个士兵跟最疯狂的人在一起是最安全的。上帝保佑疯子。”

她点了点头，仿佛从这句戏谑中悟到了某种深刻的东西。

娜塔莎似乎听厌了他们的谈话。“把你那特有的茶给我们来一点吧，斯威特拉娜！”她说。尼孔诺夫斯卡娅夫人打开火炉旁边壁板里的一个柜子，拿出一个小篮子，从篮子里取出一个茶炊，将它挂到炉子上面的钉子上。茶炊里一定装着热水，因为它没过多久就冒出了热气。我看了一眼谢特菲尔德小姐；她感觉到我的眼光，也回望了我一眼，然后又马上低下头去。

“喝茶吗，二位先生？”尼孔诺夫斯卡娅夫人一边给其他人分发茶杯，一边问道。

“谢谢，我不要，”我说。“我们马上就要到外面去了。”

“那么，来点白兰地？”她说。“我是专为你们带来的。既然你们要到外面去，喝点白兰地可以暖暖身子。”

因为现在还是早晨，我谢绝了。戈尔洛夫接过一满杯。她眼睛盯着他把一杯酒喝了下去。

我用拳头的下端捶了一下壁板，外面是车夫的座位。雪橇停了。我们听到车夫的跟班爬了下来，接着门开了。一阵寒风伴着亮光涌了进来，女士们赶紧缩到斗篷里。我拉紧身上的斗篷，走了下去，戈尔洛夫跟在我后面。

寒气刺痛了我的鼻子，阴天的光亮让我两眼流泪。我们已经远离了城市；雪橇比我想像的要快得多。戈尔洛夫和我来到后面，去看那两匹系在尾部的马。车夫跟班跟在我们后面，毫无遮盖的脸和手冻得通红。我们发现牲口很暖和，嘴上直冒热气，也很有精神。戈尔洛夫用俄语向那个跟班下达了命令，然后对我说，“我要去方便一下。”我跟他一起朝后边路旁最密的一簇树林走去。我一边走一边取下手套，手立刻冻得发痛。我说：“那些下人连手套都没有，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