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个“文革”年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标准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