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在虹桥，我管那里的仙垟陈村叫老家。老家离虹桥镇四五里，坐落在田畴中，竹林满眼，鸟声一片，是个典型的农村。少时，我过腻了市井生活，常常从繁杂的芙蓉街跑到老家玩，老家的人都称我为“山头人”、“乡下人”。

老家徒有虚名，它没有“仙”，倒有几尊菩萨，蔫蔫地蹲在村东首的小庵里。小庵也是学堂，三十多个学生同挤一个教室，他们趴在破桌子上朗读课文，就像和尚念经，有时看见陌生人过来，他们便挺起胸，振作精神，变念经为唱山歌。当时我就明白，老家不是一个出状元的地方。

老家绝大部分的人姓倪，但它为何叫“仙垟陈”，而不叫“仙垟倪”？我问过老家的许多人，但谁的眼睛都茫然。老家几乎没有高文化的人。老家东面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从这条石板路出去的“兑白糖”的人一拨又一拨，他们敲打着小铁板，整天挑着糖担四处游走。他们换回来的是旧货，但更多的是疲惫和失望。我的堂伯倪学贞，也以兑白糖为业，当年，他全家饿慌了吃河豚，结果五人死了四人。学贞伯命大，死里逃生，但他后半生几乎没有笑过，死了也是人家给他合上眼。可以说，老家的人神经已经麻木，他们除了赚钱，谁都对村里的历史不感兴趣。他们当然没听说祖先曾是皇帝的亲戚，过去不姓“倪”，而姓“霓”。

老家的河，水很混，也流不动，老家的读书人，更冒不出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老家建国以来第一个正式报考大学而上了分数线的人。也许缺乏文脉，我后来竟没有作圆大学的梦，而且，在我之后的二十余年间，老家正式考出来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其人数，在虹桥各村中恐怕倒数第一。如果拿它与“乐清书香第一村”——相隔十里的黄塘村相比较，老家的脸面简直没地方搁了。但老家的人，对此好像并不在乎，他们关心的是钱，特别是关心如何让老祖宗这棵树长出钱。他们几乎忘记了乐清城里有个同村人叫倪蓉棣，而突然想起他来，必定是上坟、修宗谱，因为上坟、修宗谱，按照人头摊派，倪蓉棣该交一份钱。一次下乡，我顺路经过老家，偶尔查了一下即将付梓的重新修过的宗谱，结果心里像吞下一只苍蝇，好难受——我的老母亲明明活得好好的，我的儿子明明叫倪考梦，可修谱的人想当然，偏说我母亲已去世，偏说我儿子叫倪孔彪！天，修谱修到这种程度，你能说，这宗谱可靠吗？而且，修谱到底是钱说了算，还是文化说了算？今年，我的堂侄从杭州树人大学毕业，他与他的父亲送给我的礼物自然是满脸的忧愁，而我的回礼除了烦恼、无奈，就是感慨了。的确，老家的人似乎卓有远见——读书有什么用？大学毕业了又怎么样？我们不读书，日子不是照样过得很好吗？

老家原先的小庵，如今变成了金碧辉煌的殿子，套用时下报纸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不小心它出了名”。当年，受供销部门的指派，我父亲曾在小庵里开过杂货店。父亲不信佛，我从没看见他烧过香，给菩萨磕过头，他常常对我说，人实际上读书最要紧，没有文化，就是信佛也信不懂的。父亲只念过高小，可看书认字很用功，识的字不少，他是老家仅有的几个有文化的人之一，但他就是凭着这点文化，跳出了农门，成为村里最早吃国家薪水的人。而且，他崇尚文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和我的姐姐，使我们后来成为老家第一批诞生的准大学生。我不敢说，老家过去的贫穷和落后，跟这庵子的存在有关，但我想，沉湎于佛，把佛堂造得越来越大，这也未必能给乡亲们带来福祉。其实，一群缺乏文化的人，在一个文化先天不足的地方，翻建起这么一座需要高深文化支撑的佛殿，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作为佛，作为菩萨，它们也未必感到体面和高兴。“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古人的话没有死，它很值得老家的人细细咀嚼、品味。

老家今天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了，它拥有成片的工业区，拥有众多的高楼豪宅，拥有一批腰缠万贯的老板，而且，它的未来在“大虹桥发展战略”的版图上，像宝石一般熠熠发光。然而，我还是不客气地对它说：“老家，你先天不足，你需要好好进补文化营养。”

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于乐成马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