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三日上午，在厦门湾，我借助望远镜，在游船上近距离地观察了金门及大坦岛。我发现，金门布满了眼睛--岛上高高矗立着写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繁体汉字的巨型宣传牌，有安装四十八只直径为一米的高音喇叭遗址，有明枪暗堡，更有那来自于大陆方面的种种神秘的目光。

面对这些眼睛，我拍了许多照片。其中，定格在镜头上的，也有我的眼睛，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跟厦门湾一般暧昧，只能放在心里解读。

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蒋介石坐不住，台湾动静很大，响起一片反攻大陆的声音。特别是金门，很多特务从那儿出发，偷偷潜入大陆。那时我还是个小萝卜头，什么都懵懂，但脑海里，金门就是台湾，就是国民党，就是美蒋反动派，是个该死的地方。不过，特务也倒霉，老是被我解放军和民兵抓住。我的家乡芙蓉公社就搞过展览，展出的都是真家伙，有美蒋特务的手枪、子弹、刁首、压缩饼干、泅水衣、发报机，等等，让人看了夜里睡不着觉。有个戏，叫《东海小哨兵》，说的是海岛两位小“民兵”小红和小龙，凭着警惕性和机智，抓住了几个秘密登陆的台湾特务。看了这个戏，我额头便多长了一只眼睛。我常常头戴树叶圈子，手握木头手枪，瞪着眼睛，躲在巷弄某个角落或人家的牛栏里，一动不动，警惕地盯视过往的每一个陌生人。

我甚至盯上了我的母亲。母亲是黄岩人，外公外婆早死，家里兄弟姐妹一大班，但我都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去过黄岩。街上的人都说，母亲是地主。母亲也常说，她小时，家里很有钱，外公开染料店、棺材店，生意做得蛮大，家里埋着一只只大酒缸，她每次上学，都嚷嚷着非先喝了酒不去；她还很体面，乡里抬，她总是当“娘娘”，坐在上让人抬着走。她这话就对上号了--母亲确实像个地主。自然，地主是向着台湾的，是向着美蒋反动派的。就是说，母亲这个人非常不可靠，我要提防她，我要盯住她。但母亲整天忙着做生意，卖针头线脑，顾客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说话喽里喽嗦，我监视母亲很累，有时盯着盯着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母亲有时见店外没人，便进屋躲在柜台后面吸几口烟。这个举动明显带有特务的特点。我常常躲在楼梯角监视她。她点香烟，舍不得用火柴，用的是火媒纸。一次，她吹燃了火媒纸，点了烟，刚吸上一口，店外便有人高声喊买东西了。她慌忙掐灭烟，并将火媒纸塞在一个木盒子底下。木盒子底下还有一刀草纸，它碰上火媒纸，很快就冒烟，并烧起来了。我看得真切，便从楼上跳下来，用手乱拍乱打，扑灭了火。这件事，算是我监视母亲最大的收获。事后想想，幸亏那时敌情观念强，眼睛亮，否则，那天起火，我家连同一街两行邻居的家（都是木头房子），早就化为一片灰烬了。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事情闹大了，闹真的了，造反派把母亲列入“黑五类”（多年后才弄明白，这是冤案，外公家早在抗战期间就破产，那时舅舅们纷纷外出谋生，两位姨母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而母亲在土改时，还分到过房产呢），抄我的家，还去黄岩搞调查，整得我们夜里都不敢关门睡觉，甚至，我的小木枪也被造反派给没收了。那个时候，是我心灵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确，我连暗中监视母亲的权利也让自己阵营的人给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