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把五四式手枪，半新不旧，是捡来的。那天，我在老家的天后宫里，整整看了一天的批斗会，很乏，便靠在宫后的稻草堆上睡着了。我恨死了“牛鬼蛇神”，在梦中也高喊革命口号。我甚至梦见自己抓起一把手枪，对准一个走资派的脑袋——我想开枪，但不敢扣动扳机，正犹豫间，我醒了。令我震惊并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手中竟真的握着一把手枪，而且，是真家伙！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把枪是某造反派头头丢失的。这位造反派头头，做人很横，平时爱将枪塞在宽宽的皮带间，谁见了都害怕。他的枪为什么丢失在天后宫的稻草堆里，这是个谜。

我把枪藏了起来。

我的母亲是黄岩人，她出身于大户人家，在芙蓉街上开杂货店，手头有几个钱。各路造反派都指控她是地主，争先恐后抄我的家。我恨死了地主，恨死了母亲。母亲会喝酒、抽烟，我觉得母亲更像美蒋特务。夜里，我常常掏出手枪，捏在手中，暗中监视她。

这自然是“文革”中的事。在这之前，其实我早拥有四十多把手枪。这些手枪都是匣子枪，我曾出租给芙蓉的大众剧团，供演员们演出现代歌剧《江姐》之用。那时，我才十岁。我站在戏台下看演出，关心的并不是剧情，而是演员特别是双枪老太婆手中的手枪。这些手枪都是我造的，尽管是木枪，表皮涂着墨水，脏了演员的手和衣服，但枪一“响”，戏台上的坏蛋，不是倒地毙命，就是狼狈逃窜，还是挺“杀甲”的。

贾平凹说过一句名言，说天下的儿童都一个样，天生爱枪，爱杀人。的确，哪个儿童不爱枪？我们见惯了这样的场景：儿童们常常眯起一只眼，用指枪或玩具枪，嘭嘭射击人，不管你是坏人，好人，不管你是兄弟姐妹，还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其枪一“响”，你必须倒地“死”去，你不“死”，他们就倒下地去，大哭大闹。

我当然也一样，儿时也爱杀人。我爱看枪，画枪，剪枪，买枪，玩枪，梦枪，还造过大量各式各样的枪。我为何少时眼睛一只粗，一只细，为何用弹弓弹鸟出奇的准确，为何爱上投掷手榴弹，并分别创造了少年和民兵手榴弹县纪录，为何喜欢下军棋和玩“打啪啪”的游戏，为何两次参加干部步枪射击活动，一次名列第二，一次名列第三，为何单身走夜路，特别是走巷弄，总爱右手提着虚拟的“手枪”给自己壮胆，为何几十年如一日，爱打炮仗，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儿时我有深深的“爱枪”情结和狂热的“玩枪”经历。

当然，玩真枪跟玩假枪，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真枪沉手、冰凉，握在手中，心中充满了罪恶和恐惧感，尽管它膛中没有子弹，我也不敢将枪口对准人，更不敢扣动扳机——我对待母亲也一样，尽管造反派们说她是地主，我恨她。我想，玩过真枪的人，大家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玩假枪，总爱乱杀人，而玩起真枪，却害怕了，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

贾平凹说儿童天生爱枪，爱杀人，他所要强调的思想是，人是“性本恶”，而不是“性本善”。我对这个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不过，我有理由怀疑，贾平凹儿时没有玩过真枪。

真枪是断断不能示人的。当“文革”转入派别斗争时，我便将那把真枪连同它的神奇来历彻底藏了起来。后来，我裤袋里常常塞着一副弹弓，再以后，塞着一颗假手榴弹，借以寄托和消解我对那把手枪的想念。

二十年前，我们全家迁进了县城。在县城，我发现人们都很忙，说话、走路、办事，节奏似乎显得特别快，而人与人之间，相处得也似乎比较友好。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已彻底结束梦魇日子，进入了经济大建设的时代。我的工作也很忙。慢慢地，我将那把手枪给淡忘了，裤袋里塞的也不再是弹弓、手榴弹，而是记满了各种数字和符号的笔记本。

不过，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又顽强地想起了那把手枪。但我不敢多想，更没有回老家寻找它。我依旧害怕枪口底下那黑洞洞深不可测的罪恶和恐怖。我写了不少讽刺性小说，并结集出版，书名叫《杀狼》。说实话，我拒绝罪恶和恐怖，不想玩枪，更不想拿枪去“杀狼”。我希望我的小说代替枪，正像七十年前鲁迅拿杂文代替匕首一样。

然而，毫无办法，去年以来，我想枪的念头忽然非常强烈，甚至梦中常常遇见它。我还听见那把枪在地下咆哮，枪膛中的子弹在轰隆轰隆作响，像炸雷。昨天，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称二○○四年，全国有四百九十二名民警因公牺牲，六千九百二十名民警负伤，他们绝大多数是被歹徒所害。坦白地说，当年我玩真枪，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但今天，我似乎找到了。是的，我必须回老家找到那把手枪！

今天，我真的回了老家。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回老家，是看望一位抓劫匪而深度受伤的朋友，而不是寻找那把来历神奇、在地下会咆哮的手枪，因为那把手枪其实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它仅仅是我脑中的想象产物。当然，我为什么会怪怪地想象这么一把手枪，并扯出四十年前的荒唐旧事，我相信读者诸君是深知其中缘由的，这里，我就不作说明了。不过，黑格尔有句名言，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存在总是有理的。”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于乐成马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