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住在城里，居住坏境比较好，加上刚搬进新房，家里的摆设及用具全是新的，论条件，明显比黄岩的亲戚要好，而且，即便跟台湾的亲戚们相比，想必也差不多。
　　
　　但四舅他们终究没有来，一周过后，他们在母亲的陪同下，租车匆匆游了一圈雁荡山便回转黄岩，翌日又急急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程。
　　
　　几年过后，我在上海二舅家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除了四舅、五舅，在台湾还有一位大舅，他是外公第一个老婆生的，已早死，可他的儿子陈某还健在，现已九十余岁。二舅还告诉我，这位高龄表兄是蒋纬国的朋友，是台湾黄岩同乡会的会长，颇有威信，去年他曾率领同乡会一干人回大陆探亲，并顺便访问过乐清。二舅问我，这事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很吃惊。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母亲恐怕也不知道。说真的，台湾对我们来说，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我在乐清市委办公室是兼管接待工作的，而我这位高龄表兄率队在我的眼皮底下访问乐清，我竟毫无知晓，这太意外了。
　　
　　不过，我细细琢磨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的确，我这位高龄表兄既然率队前来乐清访问，那么他抵达乐清后，为什么不寻找我？为什么不通过黄岩的亲戚而跟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是他的表弟，而且就在乐清市政府大院里供职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他对我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二是他明知道我的情况，却故意回避。
　　
　　但我坚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在故意回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我知道，他心里有愧、有痛，台湾的四舅、五舅，心里也有愧、有痛。
　　
　　五
　　
　　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真诚的过错》，讲的就是“我被台湾表兄说成是共产党特务”的故事。我原以为，扯到与台湾、金门沾边的事，这个故事够好玩、够专利的了，但没有想到，文友们告诉我，这些故事同样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典型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崔宝珏，蒲岐人。崔宝珏擅长写寓言，偶尔也写诗歌和小说。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位罪犯，其坐牢真可谓坐出了委屈，坐出了牢骚，也坐出了满腔激愤。这个罪犯，其原型就是崔宝珏本人。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崔宝珏所在的渔村，严重缺粮，不少人饿死，于是有人策划坐船逃往台湾，为首的亲自上门动员崔宝珏入伙，可崔宝珏没答应。后来东窗事发，公安部门找崔宝珏作证，崔宝珏却死活不肯说出那些人的名字。但没有想到，人家却主动坦白了，所以，崔宝珏犯了包庇罪和作伪证罪，被判了十五年刑，也嘭的一声被关进了监狱。回想起这件事，崔宝珏一肚子委屈，他恨共产党不得，恨国民党不得，恨朋友也不得，恨来恨去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的确，要是在今天，他就是入伙去台湾而被抓住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人民法院也要判他坐十五年的牢？如果真的是这样，两岸的老百姓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中国会统一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位，他们是贾鲁生和鲁娃。贾鲁生男性，是山东人，作家，职业不明，鲁娃女性，祖籍山东，住在温州，是温州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贾鲁生和鲁娃合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是反映温州乐清抬会崩溃事件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贾鲁生兴奋不已，又跑到温州，与鲁娃等人秘密策划，欲组成大陆第一个赴台民间记者采访团，租船前往金门，然后转道去台湾。显然，记录台湾之行及见闻的文章明天分别在海峡两岸的报刊上一发表，等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他们可就出大名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互相打气，壮着胆，借着夜色和风浪，坐船从洞头县某岛屿偷偷出发，并躲过解放军巡逻舰的海面搜索，顺利地驶向金门。然而，命定注定他们倒霉，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那天死了，台湾、金门当天实行了戒严令，一切来自大陆的船只都被严禁靠岸。因此，当他们的船快要靠岸的关头，岸上警告的枪声便明白无误地响了，而枪声一响，大陆的解放军便醒过神来。很快，他们在海上被解放军所扣押，继尔被送进了福建某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公安部门被拘留、审查了好几天，最后，在分别写了检查书，并取得各自单位负责人的担保书之后，他们才狼狈地被放回家。他们回到家，各自单位的纪检组织也没有放过他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个别谈话，又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番。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贾鲁生失魂落魄，写作热情一落千丈，他回转山东，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而鲁娃在温州日报社受到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她情绪一直不好，一度不想嫁人，后来她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便通过亲戚关系辗转去了法国，并在巴黎成了家。去年，鲁娃回温州探亲，我们一班文友聚餐，席间有人又提及此事，大家都说好玩好玩，可鲁娃却嘿嘿笑，并不搭话。显然，她心有余悸，心里有话不敢说，也不想说。
　　
　　在厦门湾坐船看金门，活动很快便结束了，但金门的眼睛却深深地留在我心中。听说，福建籍居民凭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去金门探亲或做生意。对此，我很羡慕。近几年，市机关有好几位干部考察了台湾，今年，我单位有位同事也去过台湾。我也很羡慕。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台湾可以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说真的，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去台湾或金门，并且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那么，我可要犯难了。犯难什么呢？这话我不想说，也很难说清楚——正如金门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讲的那些故事，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况味，所有的感慨，尽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乐成马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