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辛弃疾想不到的是，他在临安待了不到五个月，新的调令又来了，淳熙五年（1178）秋天，他被任命为湖北转运副使4。

几个月的京城生活，使辛弃疾进一步看清了南宋内外政策方面的变化：曾经热心于北伐恢复事业的宋孝宗这时已逐渐失去了锐气，开始专心于内政，把重心放到了如何自治上。这一变化始于淳熙三年（1176）汤邦彦使金出丑事件。肩负着要求金人归还河南陵寝地使命的汤邦彦到了燕京后，金国一方首先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让他在宾馆里呆了十多天，才答应接见，但是夹道欢迎这位使者的却不是鲜花和红地毯，而是刀出鞘、箭上弦的武士。这样一个“欢迎仪式”，立即把喜欢夸夸其谈却毫无胆识的汤邦彦吓得浑身发抖，进去见了金世宗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回来后，汤邦彦因为有辱使命被流放，而宋孝宗也从此泄了气，再也没有向金国提出过领土方面的要求。因此，1176年也可以说是宋孝宗对恢复中原的态度从积极转入消极的一个分水岭。

而在1178年三月，几乎与辛弃疾进京任大理少卿的同时，朝廷的另一项重大人事任命，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宋孝宗的这种转变。当时，南宋宰相的位置自叶衡被撤职后已经空了两年半的时间，一直由几个参知政事代理。这年三月，宋孝宗终于决定任命一个人当正式的宰相。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人选——史浩。史浩这个人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他是宋孝宗的老师，在隆兴元年（1163）曾当过宰相。当时，张浚准备北伐，史浩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坚决地反对。支持张浚北伐的宋孝宗对此非常头痛，后来干脆把他撇到一边，让张浚直接出兵，绕过跟宰相打商量这一关。史浩一看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都不通过自己，觉得没意思，就辞了职，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隆兴北伐失败后，宋孝宗仍然还不死心，所以一直把这位反对北伐的老师给晾着。现在，史浩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头了，宋孝宗突然又把他拎出来摆到宰相的位置上，那真是谁也没想到。其中很大部分原因，也许只能用宋孝宗终于“迷途知返”，对北伐彻底灰心了来解释。史浩的上台，对辛弃疾来说当然不是个好消息。史浩虽说有“护公道如命脉，惜人才如体肤”（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五《跋史太师与通奉帖》）的名声，但他对从北方南下的“归正人”（宋代称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为归正人，有自邪而转于正之意）却似乎有点儿成见。他曾经认为，张浚之所以急着北伐，就是由于“北人”的蛊惑5。我们知道，辛弃疾正是来自山东的“北人”，而且，他也向张浚提出过与北伐有关的建议。另外，在执政的风格方面，史浩崇尚的是宽厚，辛弃疾却是一种铁腕作风。从上面这些因素来看，史浩对辛弃疾这样的人才多半是不太感冒的。

最高领导的态度和朝廷人事上的这种变化，使辛弃疾这样积极主张北伐恢复的人，在一片主和声中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如果他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显然会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对这样的现实，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他，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下不受主流欢迎的北伐主张，集中精力在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和人民尽量多做一些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