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辛弃疾北伐恢复的理想暂时不可能实现，朝廷中赏识他的宰相叶衡也下了台，但有了滁州执政和平定茶商军这样的成功经历，他的能力已经获得了宋孝宗的认可。大约在1176年的秋冬之际，辛弃疾被调任为京西路的转运判官，而且是“三节萃一握”（罗愿《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身兼三职，同时还兼任了京西路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的长官。第二年春天，他又获得了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的任命，成为一路中主管军政和民政的最高领导，一个地地道道的封疆大吏。

在任湖北安抚使期间，辛弃疾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平乱”的任务。当时，湖北境内治安状况十分混乱，盗贼非常猖獗，经常是团伙作案，偷盗、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外地人甚至不敢在湖北境内过路。原来的地方官员对此束手无策。辛弃疾上任以后，看到常规的手段难以奏效，就来了个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实行“严打”政策：“得贼辄杀，不复穷究。”就是只要抓到盗贼就杀，不再通过各种复杂的审理程序。

这种方法从我们现在讲究法治的角度来讲，当然并不可取。事实上在当时也确实产生了一些过激的现象。有一次，有个人偷了一头牛被抓住了，按照正式法令的规定，是流放到江州去。但在辛弃疾掀起的“严打”浪潮中，他下面负责处理这桩案件的官吏，却准备将这个盗牛贼扔到河里去淹死。这个处罚显然是太重了，当地有一个姓曹的县令知道这件事后，连忙到辛弃疾那里去求情。辛弃疾卖了他一个面子，最后让下级还是按法律规定进行处理，那个偷牛贼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虽然辛弃疾的这种“严打”政策不符合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法治原则，容易产生弊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取得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湖北境内很快就“奸盗屏迹”，盗贼都不敢出来犯案了，治安状况大为好转，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不过，采用严厉措施整顿地方治安的辛弃疾，在不久之后就啃上了一块硬骨头。这一回，惹事的不是盗贼，而是官兵。当时，屯驻在江陵的部队统制官叫率逢原，为人十分凶横，劣迹斑斑，经常干些横行霸道的事。有一回，他的部下和当地的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矛盾。上面的头儿是个横角色，他的手下自然也不好惹，于是不该出手也出手，把老百姓打了个落花流水。事情闹到辛弃疾那里，辛弃疾一调查，发现错的是军队一方。于是，他就去跟率逢原交涉，要率逢原处理这些士兵。率逢原是横惯了的人，哪里肯买账，说：我的部下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就护着他们，咋的？我们知道，辛弃疾是个“刚拙自信”的铁腕人物，一听这话，当然也不肯让步，于是双方就起了冲突，官司一直打到了南宋中央政府那里。这时候，辛弃疾在中央政府少了叶衡这个后台的支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官司打到最后，往往就成了双方亲友团的“拔河赛”，谁人多势众力量大谁赢。而率逢原在重文轻武的宋代之所以凶横粗暴，有恃无恐，没把辛弃疾这个安抚使放在眼里，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有“奥援”（楼钥《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墓志铭》），意思是在内部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率逢原的“奥援”到底是什么样的牛人，难以查考，有人说是宦官，不过还缺少明确证据。总之呢，这场“拔河赛”的结果，是辛弃疾占了理却没站住脚，被调离了江陵，改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率逢原则受到了降级处分。这个处理看起来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不过，率逢原没过多久就官复原职，并且还升为鄂州副都统，而辛弃疾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江陵府的地位比隆兴府要重要得多，很多朝廷重臣都是由此迅速升迁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所以这一事件实际上是辛弃疾吃了暗亏，严重影响到了他仕途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在湖北铁腕平“乱”的结果是惹出了这样一场风波，但辛弃疾的工作积极性并没受到很大影响。他在江西安抚使的位子上仍然毫不手软，对贪污、走私等现象一律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打击。然而，才干了两三个月，忽然又接到调令，要他回京担任大理寺少卿，负责分管各地上报的刑狱案件的审理、核实工作。这个职务，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跟安抚使相比，虽然级别没变，但实权却小了很多。

正想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却被调回京城担任这么一个职务，等于是给满怀热情和自信的辛弃疾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辛弃疾当然是非常不满。在同事给他饯别的宴会上，他写词愤愤不平地说：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水调歌头》）

在这里，他用了三国时辛毗的典故。辛毗是三国时期魏国一位很有胆识才干的人物，性格刚直，敢作敢为。这句词中，“孙刘辈”的孙、刘是指魏明帝宠信的大臣孙资、刘放，当时魏国的朝政全由这两个人把持着，大臣们都去拍这两个人的马屁，唯独辛毗不去和他们交往。他的儿子劝他说：“现在他们掌握着朝政，大家都附和他们。你老人家最好还是委屈一下自己，跟他们和和稀泥，不然他们肯定会在皇帝那里说你的坏话。”辛毗将儿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说：“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就算孙资、刘放跟我过不去，大不了我做不成三公（按：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 “三公”）级别的高官而已，有什么危害呢？”辛弃疾通过这个典故，表示了自己刚直的性格，认为自己之所以被调来调去，难有更大的作为，是朝廷中某些受到宋孝宗宠信的人在压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