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片词，表面上写伤春、惜春之情，但却有很强的比喻、象征意味。有人认为，在风雨下匆匆离去的春天，象征着南宋国势的风雨飘摇，走向衰落。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辛弃疾在这里，更有可能是用春天来比喻抗金恢复的事业。我们知道，一度热衷于北伐恢复的宋孝宗上台后，南宋曾出现过一个生气蓬勃的抗金局面，就象进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然而在符离之败等各种事件的打击、牵制之下，这个良好的局面终于是“匆匆春又归去”了。对恢复事业抱着无限热情的辛弃疾曾极力想要挽回，几次给皇帝和宰相上书，却都没有回音，词里的“怨春不语”，应该是埋怨作为抗金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宋孝宗不理他。他觉得，在北伐恢复的大好局面逐渐远去的过程中，他就象屋檐下那张开的蛛网，虽然力量微小，但仍然殷勤地忙前忙后，想要极力挽留住少许春色。然而，他没能留住那美丽的鲜花，却惹来了“飞絮”。这个“飞絮”，我认为是比喻别人攻击、中伤辛弃疾的话，我们常说流言飞语、飞短流长嘛，因此这个比喻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如果把“尽日惹飞絮”作这样理解的话，它跟下片词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下片。一开始从“长门事”到“脉脉此情谁诉”，用的是汉武帝和陈皇后的故事。陈皇后就是“金屋藏娇”这个成语中的女主人公陈阿娇。她是汉武帝的表姐，汉武帝小时候，他的姑母，也就是阿娇的妈妈逗他，说如果把阿娇给你做老婆，你会怎样对待她呢？小家伙说，我会造一座金房子给她住。这个小家伙成为汉武帝后，真的就娶了阿娇当皇后，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给阿娇造了一座金屋。但是，这个阿娇却见不得汉武帝跟别的妃子亲热。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她打入冷宫，也就是长门宫里去了。冷宫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阿娇后悔了。她听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写得好，就拿出黄金百斤，让司马相如帮她写了一篇《长门赋》，抒发她的悲伤、忧愁和对汉武帝的盼望。结果，还真把汉武帝给感动了，于是又重新宠幸了她。上面这个说法是出自《长门赋》前面的序言，这里面有些文人自我吹捧的成分。因为历史上阿娇被冷落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赢得汉武帝的青睐。辛弃疾在词里面，对历史进行了一些改造和推演。他说，长门宫里陈皇后的那件事情，为什么已经约好相会的“佳期”最后又耽误了呢？这是因为有人忌妒那个美女，在皇帝那里造谣中伤她啊。因此，就算她用千金买得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但最终她的悲伤、痛苦和对皇帝的思念之情又能够向谁倾诉呢？显然，辛弃疾是用陈皇后的遭遇写他自己被冷落的遭遇。他认为，自己关于北伐恢复的主张之所以得不到宋孝宗的重视和信任，是因为有人忌妒他，从中说他的坏话。我们看，这和“尽日惹飞絮”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互相呼应的。特别是“准拟佳期又误”一句，很有含义：这时稼轩南归已经十八年了，他的“万字平戎策”却因为“讲和方定，不行”，那么究竟是谁误了这“佳期”呢？不言自明。

面对这种阻碍他实现恢复理想的流言蜚语，辛弃疾当然会觉得愤怒了。于是他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玉环”就是杨玉环杨贵妃，飞燕就是赵飞燕，分别是唐玄宗和汉成帝的宠妃。这两个美女都能歌善舞，红极一时，且都以善妒著称，也都死于非命6。辛弃疾在这里告诫那些中伤他的人说：你呀不要以为自己长袖善舞，你没看到，像杨玉环、赵飞燕那深受皇帝宠爱、显赫到极点的人物最后也都化为尘土了么？愤怒之后，作者笔调一转，写起了自己的哀怨：“闲愁最苦！”这句话真是无限的沉痛。“闲愁”在古诗词里面，常常是指那种无法明说的深重的愁苦。辛弃疾的愁，就是眼看着抗金恢复的大好形势就象这美好春天一样马上就要消失而引起的愁，是由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而产生的大忧愁，可偏偏这忧愁却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脉脉此情谁诉”，无人可以诉说，因此，他才感叹：“闲愁最苦！”这么苦的“闲愁”该怎样排遣呢？也许可以登上高台，凭栏远望，以此来舒缓一下情绪？事实是这样做也不行。为什么呢？“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不要去靠着那高处的栏杆远望，因为你将会看到，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了，它光芒黯淡，被笼罩在远处如烟的柳色里。这样的情景，只会更加令人肠断神伤。这里大家还要注意，“斜阳”这个词，也是有它的比喻意义的。有人认为这是比喻南宋江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有一定道理。不过，关于这首词，前人曾经指出了它的一个特点：“词意殊怨。”（罗大经《鹤林玉露》）这主要是针对宋孝宗对他不理解而引起的一种怨，从前边的“怨春不语”到这末尾的“斜阳烟柳”都表现了这一点；加之古时候经常用太阳来比喻皇帝，所以这里的“斜阳”，我认为辛弃疾是用来比喻那个曾经立志北伐而如今却意志消沉的宋孝宗更为贴切。大约正是这个缘故，传说后来宋孝宗在读到辛弃疾这首词的时候，很不高兴。

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间是在1179年的春天，这时他已当了几个月的湖北转运副使，刚把椅子坐热，朝廷又调他到湖南去做转运副使。从地域来讲，湖北古来被称为九省通衢，它离北宋的首都汴京比较近，在抗金事业中还算是个前沿地区，而湖南则处于后方。因此，在湖北转运司的官员为他送行的宴会上，辛弃疾写下了这首词，为抗金恢复大好形势的消失和自己的不受重用而深深地感叹。

不过，这一次去湖南，辛弃疾又获得了新的机会，成就了他事业上的一个高峰，同时，他又将因此而面临更为猛烈的流言蜚语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