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章说到，慨叹着“匆匆春又归去”的辛弃疾，在1179年春天从湖北调到湖南当了转运副使。抗金北伐事业既然已经随着宋孝宗的消沉而步入低潮，辛弃疾也只能暂时将他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做一个“富民侯”上，为地方的安定和繁荣做点事情了。然而，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却使他因此又跟南宋官场的一些人物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第一个跟他发生不愉快的人，是当时的知潭州（今长沙）兼湖南安抚使王佐。王佐是安抚司（“帅司”）的长官，负责一路的军政和民政，辛弃疾是转运司（“漕司”）的长官，主管一路的财政，两人是同级的不同部门，不过王佐的位置更重要，权力更大7。两人之间矛盾的起因，是当时湖南境内的一场农民起义。

当时的湖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各种原因，农民起义、武装暴动的事件时有发生。淳熙六年（1179）正月，郴州宜章县的农民因为对政府的“和籴”（通过摊派的形式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政策不满，在一个叫陈峒的人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接连攻破了好几个县城，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南宋朝廷在这年的三月将辛弃疾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很可能有要他去帮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王佐平“盗”的意思。不过，在平“盗”的过程中，两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四月份，农民起义军在官军的进逼下，退回到了宜章深山中的营寨里。在这种情况下，转运司给各州发了个文，说现在是农忙季节，盗贼既然已经躲进山里不敢出来了，那么大家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不要因为防备盗贼耽误了农时。王佐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发了个针锋相对的文件，说转运司的这种说法不对，盗贼还没被打败，随时有可能出来，所以重中之重，还是要一鼓作气把盗贼彻底消灭。因为这件事，王佐和辛弃疾之间可能结下了一点小疙瘩。此后，王佐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调集了一两万人马，在五月份将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并因此获得了显谟阁待制的贴职，具备了侍从官的资格（宋代称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为侍从）。这时，辛弃疾写了一首词祝贺王佐，其中几句是：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满江红》）

这几句词赞美王佐书生出身却立下了军功，大意是说：读了三万卷诗书的你（指王佐，王佐中过状元，所以称为“龙头客”），却一点儿没有借重文章的力量。你拿着诗书在马背上，谈笑间轻松自如地指挥作战。你明年肯定会当上大官的，谁能想到你这个侍从官的待遇（“貂蝉”是侍从官帽子上的特有装饰），却是从战争中得来的呢？

王佐读了辛弃疾这首词以后，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七的记载，“疑为讽己，意颇衔之”，就是怀疑辛弃疾在讽刺自己，心里相当恨辛弃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王佐这次镇压起义军，杀的人很多，所以招致了不少非议。有人说你王佐是一个读书人，这样靠着杀人升官，不是违背了孔圣人“仁”的教导了吗？宋朝重文轻武，都是以做读书人为荣的，侍从官的贴职更是被视为读书人的特殊荣誉。王佐曾中过状元，这种荣誉感当然就更加强烈了。刚才我们说过，辛弃疾和王佐之间本来就有那么一点小疙瘩，现在又说王佐升官“浑未得，文章力”，“貂蝉却自兜鍪出”，当上侍从官靠的是军功，那么不管辛弃疾本意如何，王佐疑心辛弃疾是在讽刺他，从而恨得牙痒痒的，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