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隆维斯特的背景看得出来他是个非常谨慎的记者，他从前揭发的每件丑闻全都有凭有据。有一天我去法院旁听，他好像连努力也不努力就放弃了。这根本与他的性格不符。如果法院说的是事实，就表示他毫无证据便捏造出关于温纳斯壮的报道，然后像个自杀式人体炸弹一样发表出去。这完全不像布隆维斯特的作风。”

“那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能推测。布隆维斯特相信自己的报道，但过程中出了差错，结果发现他得到的消息是错的。也就是说，消息来源是他信任的人，也可能有人故意提供错误情报——这听起来复杂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可能是他受到严重威胁，使得他宁可被当成无能的笨蛋也不想挣扎反击，干脆投降。但我要再强调一次，我纯粹只是推测。”

莎兰德打算继续报告，弗洛德却举起手阻止了她。他静坐着，一面用手指敲打椅子的扶手，片刻后才略显迟疑地再次转向她。

“如果我们决定雇用你去发掘温纳斯壮案的真相……你觉得有多大几率能有所发现？”

“这我不敢说。也许不会有任何发现。”

“但你愿意试试看吗？”

她耸耸肩。“我无权决定。我替阿曼斯基先生工作，我该做什么由他决定。而且也得看你们想找什么样的信息。”

“我这么说好了……这番话应该会保密吧？”阿曼斯基点点头。“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但我能肯定温纳斯壮在其他情况下绝对有背信行为。温纳斯壮案严重地影响到布隆维斯特的人生，我想知道你的猜测有几分准确。”

这番谈话起了意外的转折，阿曼斯基立刻有所警觉。弗洛德是在要求米尔顿安保去刺探一个已经了结的案子。此案也许对布隆维斯特个人造成某种威胁，但如果接受委托，米尔顿恐怕就和温纳斯壮的律师团杠上了。阿曼斯基一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让莎兰德像颗失控的巡弋飞弹一样乱窜，心里不安到了极点。

他不只是为公司担忧。莎兰德曾明白表示不希望阿曼斯基像个爱操心的继父，自从那次协议后，他便一直避免有类似举动，但事实上他永远不可能不为她操心。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会拿莎兰德和女儿比较。他自认为是个不会随便干涉女儿生活的好父亲，但假如女儿的行为和莎兰德一样或过着和她一样的生活，他知道自己会无法接受。

他那克罗地亚人——又或许是波斯尼亚人或亚美尼亚人——的内心深处，始终坚信莎兰德的人生正一步步走向毁灭。若有人想对她不利，她正好是完美的受害者，而阿曼斯基就担心哪天早上会被她遇害的消息给惊醒。

“这种调查可能不便宜。”阿曼斯基提醒道，同时想藉此衡量弗洛德的认真程度。

“那么就设个上限。”弗洛德说：“我不会强人所难，但诚如你向我保证的，你的同事显然能力很强。”

“莎兰德？”阿曼斯基转向她，扬起一边眉毛询问道。

“我现在手边没工作。”

“那好。不过我希望我们对工作上的限制有共识。你把剩下的报告说完吧。”

“剩下的多半是他的私生活。一九八六年，他娶莫妮卡·阿布哈姆森为妻，同一年生下女儿佩妮拉。他们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一九九一年就离婚了。阿布哈姆森已经再婚，但他们似乎仍维持朋友关系。女儿跟母亲住，和布隆维斯特不常见面。”

弗洛德又要了一点咖啡，随后转向莎兰德。

“你说每个人都有秘密。你发现什么了吗？”

“我是说每个人都有自认为私密、不会到处宣扬的事。布隆维斯特的女人缘显然很不错，他谈过几段感情，还有多次一夜情。但这许多年来，有个人不断出现在他生命中，两人关系并不寻常。”

“怎么不寻常？”

“爱莉卡·贝叶，《千禧年》总编辑，上流社会女子，母亲瑞典人，父亲是具有瑞典居留权的比利时人。爱莉卡和布隆维斯特在新闻学校认识后，便一直分分合合。”

“这也许没什么不寻常。”弗洛德说。

“也许没有。不过爱莉卡的丈夫刚好就是那个小有名气、曾经在公开场合做一大堆恐怖作品的艺术家葛瑞格·贝克曼。”

“这么说她对丈夫不忠啰？”

“贝克曼知道他们的关系。显然是三个关系人都接受这样的情形。女方有时睡在布隆维斯特家，有时睡家里。细节我不知道，但很可能是因此导致布隆维斯特和阿布哈姆森的婚姻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