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铐子》（四）（12）
　　
　　我看见她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就问她出什么事了？
　　
　　秀苇看着我，显得有些痛苦，说咱们回家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问她怎么了？秀苇说，咱不说话行吗？我累了。
　　
　　我想用自行车带她，就自己先骑上了，让她像过去一样，在身后跳着坐上来。可是她跟在后边跑了几步，突然就坐在了地上。
　　
　　我那时候真粗心、真不好，我不知道疼女人，不知道疼秀苇，我当时就应该把她送到医院，可是没有。
　　
　　我对她说：“咱们去医院吧。”秀苇说：“不去。”我说：“看你这样，就应该去。”秀苇说：“我就想回家，一天没看到晓亮了，看着晓亮，我就舒服了。现在就想躺在咱们自己的床上，那床好舒服。”
　　
　　那天晚上，秀苇出血了，她出了很多血。我晚上用自行车把她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结果，当天晚上她就流产了，当时是半夜，她哭了，对我说，对不起。她还是头一次这么跟我说话，说对不起。我当时为了让她高兴，还笑了，说，有什么对不起的，过些日子咱再要。当时她也笑了，但我看得出来那是苦笑，是无奈的笑。
　　
　　我们俩经历了人生许多无奈。
　　
　　我们都以为还能再生，没想到，秀苇那次伤得太重，她再也没能好好地怀孩子，她得了习惯性流产。
　　
　　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有一天，秀苇半夜起来，哭着对我说：“对不起。”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对不起了。那天，她一夜没睡，我也没睡，紧紧地抱着她。天亮时，她对我说：“晓亮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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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这个年、这个月、这个日子，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太清楚了。
　　
　　这一天，我背着秀苇，拿着她在医院做的全部检查，托人找了医院里最有名的一位老专家，为寻找秀苇还有没有再生小孩的希望，做最后的努力。这位老专家给了我最后的答复是：没有希望了。
　　
　　对于老专家来说，那是他做出的一个医学诊断，但对于我和秀苇来说，则如同被判了死刑的罪犯，毫无生还的希望。我心里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
　　
　　而就在这一天，轰动一时的“1·11”大案发生了。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也正是谁都不曾想像到的，“文革”即将到来的时候。
　　
　　家事、国事，这么多重要的事，我还能记不清楚吗？我还能忘记这一天吗?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在那动荡年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发生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事。
　　
　　我放下人生的缺憾和心底的悲伤，奔向了现场。车载电台里传来了值班室报来这起案子的情况：一辆出租车遭到抢劫，司机被杀。罪犯驾着抢来的出租车逃离后，又蓄意使一辆外事警车，翻倒在路上。趁司机昏倒时，抢走了一支五四制式手枪后，扔车、抛尸，持枪逃逸。
　　
　　听了这些情况，坐在车里的大案队老赵，就开了腔儿，说：“头儿，大年初的，就摊上这么个案子，看来这年景儿不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铐子
　　
　　Kao Zi听了这话，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想：也是啊，今年不知是个什么年景儿，怎么这么别扭啊?没点儿顺当事，但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吧！
　　
　　那时公安部要求：要把这座城市，建成水晶宫一样的城市，绝对安全。可是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出了这么大个案子，我们只有想办法破了！
　　
　　说起出租车，也许有些人认为只是后来才有的。其实早就有了，六几年就有了，只是那时的出租车跟老百姓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到哪儿都是一招手，打的。可就这样，车被抢了，司机也被杀了。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