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

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文化大革命”，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高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文革”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3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文革”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2007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老赵和我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丢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并说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说这些信肯定给作家留着，只要求价格上能多点儿就多给点儿。

我说太贵，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老赵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话来，使我极为恼火。他说：我在中央台看见你们捐款哩！你们能给灾民出那么多钱，就买不起个这？

我不由大怒：放你妈的屁！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这秃驴留着发横财吧！

老赵赶紧道歉自己说了错话。二人谈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觉得骂街不好，自己修养太差了。老赵下岗多年，强在文庙苦撑，嘴上吹得硬，其实并没发什么财，要不他早就搬进古玩城去了。对于这些信，他情知主顾难寻，别人并不会痴迷此道，反复不愿降价，无非是为着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纠缠，又去找谁索要呢？说到底，还不是咱自家人穷志短吗？

到了8月下旬，《晋人援蜀记》写完，交给出版社。我再次惦记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来。

很快又要去鄂尔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务，一两个月怕也回不到山西，东西没了咋办？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忍不住还是上了文庙。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庙街22号立玄斋的柜台前。

我一言不发，故意绷着脸色。

二人对视良久，老赵同样沉默着。半天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就会再来，你这个老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