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坚持不要红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更无须引导和提醒，忆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忆，都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燃烧起来了。

1976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和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文革”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阿斗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唏嘘，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的激情和活力迸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