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降将马光远和主动投奔后金的大商人佟养性，在天聪七年(1633)正月也联名上疏说：

（对汉官）凡有过失者，即时处分；有谗言者，即时对明，使正人不得遭其诬陷，邪人不得行其奸险。

降清官员都有一种心理，担心新主子不予信任，把话说在前头，免受谗言中伤。皇太极对降将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凌河战役之后，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将，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廷效劳。皇太极所实行的许多政策大多是从降将献策中得来的。后金、清初几次进军关内，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将随行。这些人长期在明军中服役，对明朝情况很了解，他们参与运筹，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后金和清招降明将，由女真或满洲人出面效果比较差；而以明将出面招降，效果就很好，许多明军将士看到大势已去，就在明降将的招抚下投到后金或清营。对后金或清军瓦解明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曾经说过，作战的事他来指挥，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听明朝降臣的。这并不是虚设之词。如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想考察汉官治绩，以所管地区丁户的增减，作为赏罚标准，凡是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者，即将辖官削职为民。马光远认为不妥，即上疏言明：

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国恩予世职，慨罢为民，众情惊惧。

他要求对这些人可以“免削世职，仍令戴罪视事”。皇太极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如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准备将内三院迁到理藩院之外。降将祖可法、张存仁认为不妥，上疏说明内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远离皇宫。他们建议把理藩院迁出，而将内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极立即照准。皇太极对汉臣的重视，调动了汉臣的积极性，又吸引许多明臣来降。

皇太极是比较宽厚的，不少汉将犯罪应受处罚，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极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对将领处罚却十分严酷，任凭一些太监、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焕对明朝忠心耿耿，为保卫宁远，费尽心力，连续大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却仅因清军施了离间计，崇祯帝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既不调查，又不顾前功，立即将他逮捕，凌迟处死。两朝对待有怀疑的将领，处理办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极自然是较能笼络人心的。

皇太极对祖大寿的处理办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寿以诈逃为名逃回锦州城中，名义上以充内应，实际上重回明营。但他却带话给清营，说是带去的兵太少不便献城，须等待时机。皇太极知道祖大寿变了卦，却并不声讨他，只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约”。当祖大寿的降清被明朝巡抚邱嘉禾侦知，密报了崇祯帝。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上疏自劾。崇祯帝为了笼络人没有降罪于他，还晋升他为左都督。清军先后多次致书祖大寿，祖一直没有答复。皇太极耐心等待，并没有明显表示对他不满；并在这时候，封祖大寿的子侄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京，祖泽润为兵部右参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还把清军战事进展报给祖大寿，无非是希望他认清形势，助清讨明。祖大寿仍是一直没有理皇太极。但是，祖大寿并非明朝的忠臣，他对崇祯帝杀袁崇焕十分不满，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崇祯帝所杀。所以，崇祯帝三次召他进京，他都不去。皇太极对祖大寿等了十年，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锦州城里弹尽粮绝时，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极不但不责怪他，反倒说：

往事已不可追，此后当竭尽尔力以事朕，则善矣!

皇太极以这样宽广的胸怀，来争取降将，其目的是为入主中原作准备。正像他自己所说：

欲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征战不休，涌现出许多猛将，如议政十贝勒、八大臣中就有许多是征明的勇将。但这些人大多“不谙国事”。诚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讲：

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攘外者，概未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自然想从汉官中争取到治国安邦之臣，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制定争取降将政策的立足点。

值得注意的是，像李永芳、马光远、石廷柱、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将，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名将，地位也较低；但到了后金和清朝，受到重用，于是个个精明，献谋献策，对进占辽东已经立下汗马功劳。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韬武略的定国安邦大臣。在皇太极眼里，洪承畴就是这样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畴的忠心归顺，就成为结束松锦战役之后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