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我与北京的“啼笑因缘”（1）
　　
　　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最走红的通俗作者，非张恨水莫属。
　　
　　他的文字是很人间、很市井化的，当然也少不了佳人才子的旖旎风情、慧心兰质。他心里也满是情缘未了、春梦无痕的故事，笔下凡涉及女性，也都免不了一点香艳。烽火离乱，姻缘聚散是他最好的素材，经由他的全力铺陈，人生的啼笑因缘此起彼落，有笑有泪，那些恩怨情仇牵动了无数男女的心思。
　　
　　从《春明外史》初露锋芒到《金粉世家》的大红大紫，再到1930年《啼笑因缘》推出，张恨水在小说界的声誉已无可复加，1931年便可称为“张恨水年”。时移事往，张恨水，全国读者深为爱戴，受欢迎的程度持续十年而不坠。
　　
　　张虽是南人，在全国走红，却在北京起家，也依傍北京读者对《啼笑因缘》的认可，所以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更进一步言之，你所住久的那一所驻扎，一条胡同，你非有更好的，或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会离开。那为什么？就为着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一个按时走过门的叫卖小贩，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张恨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来到北京的。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1914年投稿时，截取南唐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恨水”为笔名。本来，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他打算去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北京大学求学，做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家道衰落，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忍痛放弃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愿望。等他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糊口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北京作为旧时帝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王者气象，同时又是悠闲的、趣味的，也是权力的角斗场，新文化的发祥之地，全国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或者求学，或者为官，或者找乐，无论新派抑或旧派，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北京有着巨大的包容性，正如张恨水的小说一样，是宽容的、博大的，容纳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但是，初到北京的张恨水却来不及品味北京，他很快就进入了报界，当了一名编辑，并幸运地认识了办报高手成舍我先生。成舍我是《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两大京城报纸的主办人。他慧眼识英才，将张恨水招到他的麾下，他知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于是，他让张恨水主编“副刊”。
　　
　　张恨水开始为报社卖苦力（他自谦是“新闻工作的苦力”）。他连编带写，一人包办了全部稿件。小说、散文、诗歌、历史掌故、时评等等，全部由他一个人操刀，这练就了张恨水“全能报人”的身家本领。在此过程中，张恨水练就了一身非凡的小说写作才能，他先是小试牛刀，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一代小说大家就是这样炼成的。
　　
　　最初，张恨水认识北京的方式并不直观，在办报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新闻轶事和报纸里的边角杂料都给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北京的方式。在张恨水而言，北京就是一个“都市里的乡村”，它古朴、淳厚，算不得繁华，有闹亦有静，可以做个都市里的闲人，而这正是张恨水在文山字海的繁忙之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对于北京有着真正的认同和欣赏，市民化的北京，风俗味很浓的北京，却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加入，南腔与北调，新建筑与旧景物，新文化与旧传统，融合纠结在一起，让张恨水知之甚深而沉浸其中。以至于日本学者矢原谦吉曾说：“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