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秋水文章不染尘,京华乡梦未曾休(3)
我很晚才读到,在黑暗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位“丧家的走狗”曾有过这样公开的言论:
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孙中山先生论自由》)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梁实秋又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一文中直言:
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一种激越愤懑的情怀里,“闲适的”梁实秋执起如椽之笔,针砭人事,几十年后依然撼人心弦。那些带着风火雷电、带着剑气啸声的文字,和我们以往的印象是何等不同啊。
可见,梁实秋这个自由主义作家完全不乏勇气和胸怀。只是当昔日的论争已成往事,时间错置,历史位移,在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的困苦生涯后,再回顾那许多激流中的往事,他心中是否会泛起一层望尽天涯路的悲哀?
1937年北平沦陷,梁实秋因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被日寇侦缉队列入黑名单。他辗转来到重庆,写下了尽是些散淡琐事的《雅舍小品》。所谓“雅舍”,是指抗战期间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和同学吴景超合买的隐居之处,“雅舍”的名字来源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说是“雅舍”,其实不过是山坡上的几间茅草屋——
“(它)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乱世浮生里,总有不由己意的遭遇,无可如何的妥协。梁实秋力图保持自己超然独立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困境中自谋心境的平和豁达,追求一种雅致、幽默和富含智慧的人生。
1938年9月,《中央日报》在重庆复刊,梁实秋担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发刊之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文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从此戴上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
直到1986年10月13日,当时曾经历此事的柯灵才给了一个公允的判断:“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都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老舍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有一次,协会举办筹款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要说相声。因为梁实秋也是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老舍便请梁实秋做他的搭档,两人合说相声。他们选择了《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两个段子。
我很晚才读到,在黑暗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位“丧家的走狗”曾有过这样公开的言论:
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孙中山先生论自由》)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梁实秋又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一文中直言:
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一种激越愤懑的情怀里,“闲适的”梁实秋执起如椽之笔,针砭人事,几十年后依然撼人心弦。那些带着风火雷电、带着剑气啸声的文字,和我们以往的印象是何等不同啊。
可见,梁实秋这个自由主义作家完全不乏勇气和胸怀。只是当昔日的论争已成往事,时间错置,历史位移,在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的困苦生涯后,再回顾那许多激流中的往事,他心中是否会泛起一层望尽天涯路的悲哀?
1937年北平沦陷,梁实秋因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被日寇侦缉队列入黑名单。他辗转来到重庆,写下了尽是些散淡琐事的《雅舍小品》。所谓“雅舍”,是指抗战期间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和同学吴景超合买的隐居之处,“雅舍”的名字来源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说是“雅舍”,其实不过是山坡上的几间茅草屋——
“(它)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乱世浮生里,总有不由己意的遭遇,无可如何的妥协。梁实秋力图保持自己超然独立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困境中自谋心境的平和豁达,追求一种雅致、幽默和富含智慧的人生。
1938年9月,《中央日报》在重庆复刊,梁实秋担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发刊之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文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从此戴上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
直到1986年10月13日,当时曾经历此事的柯灵才给了一个公允的判断:“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都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老舍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有一次,协会举办筹款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要说相声。因为梁实秋也是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老舍便请梁实秋做他的搭档,两人合说相声。他们选择了《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两个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