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趟怪诞的旅行把我体内的记者细胞激活过度，一猛子达到了娱乐记者的活跃程度。一回到莫斯科，我迅速上MSN找到韦铭，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这两日的奇遇。我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街头小报的碎嘴编辑。
韦铭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他的父亲原本是公务员，或许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罗斯，为了逃避追捕，他父亲独自过起了隐形生活，这样他的妻女就能在阳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隐居，她家靠谁挣钱？她出手还那么阔绰，一定有经济问题。对了，她是什么国籍？”
我说：“俄罗斯籍，火车上检票时我见过她的护照。”
韦铭兴奋起来：“连国籍都换了，更能说明问题了。”
我说：“我不能认定她父亲是外逃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够热闹的，写不成新闻，写个小说倒不错。”
韦铭：“作为市长家的公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满脑子风花雪月。”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我说：“毕业班，所以注重实践。”
我爸说：“你给中国的杂志写这些稿子有长远的意义吗？无非是现在挣点稿费当零花。我们希望你学好俄语，在俄罗斯工作定居。找一份踏踏实实、低调稳定的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太奔波太危险了，你还调查贪污犯？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狠？你出了事怎么办！”
不要做记者？那我入新闻系干什么？我说：“你们以前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现在说了，不希望你做记者，你马上停止这个调查。”他的语气不由分说地强硬。
我刚体会到做调查型记者的乐趣，他们竟然要我停止调查。我闷闷地说：“以前你们总说我没正经，现在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你们又拖后腿。”
“你要是受到打击报复怎么办？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你就不想想你妈？不想想我们的心情？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我爸换成了慈父策略，想要软化我。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们就等着买杂志，看我的精彩报道吧。”
我爸急了，命令道：“不许做。没什么可商量的，你马上停止。”
电话明明是双向交流的工具，他却当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他负责指示，我负责服从。我发言也多余，便不声不响地挂了电话。但电话马上又响了，我接起来，听筒里传出我爸震耳欲聋的怒吼：“我还没说完！”看来听众连关闭广播的权利也没有。
“这事没什么好说的。”我没好气地说。
“调查的事，我和你妈妈的态度很明确，你自己考虑，不多说了。”他专横地下了结论。
“那你又打来干什么？国际长途很贵。”我有些不耐烦。
“你留意一下怎么加入俄罗斯国籍。”他又下达了新命令。
“为什么要入籍这个鬼地方。”我很诧异。
“你也知道是鬼地方？当初让你去美国，你非跑俄罗斯。”他跟我翻起旧账。
“你当初也没有说过要入籍啊，就算美国好，我也不要入籍。我们做中国人不好吗？”
“希望你有所作为，所以送你出国。”他认真地说。
这像是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说的话吗？我反问道：“在中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能，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叹了口气。
“代价？”我不解。
“做中国男人，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在脸上抹一把灰，以示与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不然他将一事无成。晚上回家，又要把脸洗干净，不然久而久之心就黑了。吴奕，爸爸不希望你脸上有灰。”他前半句晓之以理，后半句动之以情。
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你太夸张了。”
“以后你会懂的。有精力多想想移民的事，不要调查什么贪官，对你没有好处。”话题又回去了，但他这次用了语重心长的劝慰。手段真丰富，我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反对, 我可能不会决绝地扑进这个调查里。我并不是多么想成为调查型记者，只是在这场角力中，我输不起。我的人生，怎么能演绎他们编排的剧本？
韦铭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他的父亲原本是公务员，或许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罗斯，为了逃避追捕，他父亲独自过起了隐形生活，这样他的妻女就能在阳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隐居，她家靠谁挣钱？她出手还那么阔绰，一定有经济问题。对了，她是什么国籍？”
我说：“俄罗斯籍，火车上检票时我见过她的护照。”
韦铭兴奋起来：“连国籍都换了，更能说明问题了。”
我说：“我不能认定她父亲是外逃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够热闹的，写不成新闻，写个小说倒不错。”
韦铭：“作为市长家的公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满脑子风花雪月。”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我说：“毕业班，所以注重实践。”
我爸说：“你给中国的杂志写这些稿子有长远的意义吗？无非是现在挣点稿费当零花。我们希望你学好俄语，在俄罗斯工作定居。找一份踏踏实实、低调稳定的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太奔波太危险了，你还调查贪污犯？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狠？你出了事怎么办！”
不要做记者？那我入新闻系干什么？我说：“你们以前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现在说了，不希望你做记者，你马上停止这个调查。”他的语气不由分说地强硬。
我刚体会到做调查型记者的乐趣，他们竟然要我停止调查。我闷闷地说：“以前你们总说我没正经，现在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你们又拖后腿。”
“你要是受到打击报复怎么办？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你就不想想你妈？不想想我们的心情？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我爸换成了慈父策略，想要软化我。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们就等着买杂志，看我的精彩报道吧。”
我爸急了，命令道：“不许做。没什么可商量的，你马上停止。”
电话明明是双向交流的工具，他却当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他负责指示，我负责服从。我发言也多余，便不声不响地挂了电话。但电话马上又响了，我接起来，听筒里传出我爸震耳欲聋的怒吼：“我还没说完！”看来听众连关闭广播的权利也没有。
“这事没什么好说的。”我没好气地说。
“调查的事，我和你妈妈的态度很明确，你自己考虑，不多说了。”他专横地下了结论。
“那你又打来干什么？国际长途很贵。”我有些不耐烦。
“你留意一下怎么加入俄罗斯国籍。”他又下达了新命令。
“为什么要入籍这个鬼地方。”我很诧异。
“你也知道是鬼地方？当初让你去美国，你非跑俄罗斯。”他跟我翻起旧账。
“你当初也没有说过要入籍啊，就算美国好，我也不要入籍。我们做中国人不好吗？”
“希望你有所作为，所以送你出国。”他认真地说。
这像是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说的话吗？我反问道：“在中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能，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叹了口气。
“代价？”我不解。
“做中国男人，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在脸上抹一把灰，以示与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不然他将一事无成。晚上回家，又要把脸洗干净，不然久而久之心就黑了。吴奕，爸爸不希望你脸上有灰。”他前半句晓之以理，后半句动之以情。
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你太夸张了。”
“以后你会懂的。有精力多想想移民的事，不要调查什么贪官，对你没有好处。”话题又回去了，但他这次用了语重心长的劝慰。手段真丰富，我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反对, 我可能不会决绝地扑进这个调查里。我并不是多么想成为调查型记者，只是在这场角力中，我输不起。我的人生，怎么能演绎他们编排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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