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针对“斗争对象”周围的人开展内部瓦解。各地“打虎队”不仅动员被怀疑的“老虎”周围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励他们的亲戚甚至父母、妻子和儿女，对被怀疑的“老虎”施加压力或直接揭发。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虎攻虎”的策略，当时亦被称为“狗咬狗”战术。“三反”运动中，往往把“斗争对象”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相互揭发检举，结果很快“斗争对象”们就会互相“咬”打起来，因为只有拼命检举揭发别人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别人下水”来救自己。

如果把上述两种手法称之为软手段，那么“打虎”运动中更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谓的“逼供信”。“逼”就是严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词，而“信”指坚信不疑。在“三反”运动中，由于上级的巨大压力，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标，就必然要采用“逼供信”的手法。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戴手铐等侮辱性的刑罚更是家常便饭。

王世襄作为重要的清算对象，一来到东岳庙，便遭遇到“逼供信”这样的硬手段对待。十几个“打虎英雄”轮番上阵，对王世襄又是恐吓，又是拍桌子，勒令王世襄交代问题。王世襄实在没有问题可以交代，“打虎英雄”们便采取夜以继日、轮班逼供的方式，搞“疲劳轰炸”战术。

很多人在这样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开始屈打成招。其中，有一个是王世襄比较熟悉的同事李连镗。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却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于是，一些荷包、烟囊、扇套等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街头地摊中才可以寻觅到的小物件成为李连镗的收藏目标，王世襄曾经看到他在街头买过一些。

在“打虎英雄”们的恐吓威逼下，李连镗承受不住了，只得将自己平日里攒钱买下来收藏的小物件送呈工作队，并声称这是从故宫偷来的。于是李连镗成为了“模范”，并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工作队号召大家向李连镗学习，及早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世襄生性耿直，又深信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李连镗的东西是自己买的，不是偷的，如果硬要说是偷的，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世襄认为，“三反”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如果有假盗贼承认犯罪，那岂不是有真盗宝犯逍遥法外？

于是天真的王世襄跑到工作队，特别说明此事。谁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工作队刚刚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岂能容王世襄在这里胡言乱语？第二天，工作队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王世襄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东岳庙大殿前神道正中央摆了一个桌子，设为宣判者席位。“打虎队员”们命令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央的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工作队领导上台宣读对王世襄的判决，认为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不交代，而且还破坏别人交代，罪不容诛。当时东岳庙内站满了围观的人，在“打虎英雄”的带领下，上千人喊着“打倒王世襄”的口号。

曾经的世家弟子，北京城内赫赫有名的顽主，一向只和有趣的事物打交道的王世襄，从来没有见他过这种场面，也从未受过如此大的侮辱。他跪在地上，心中五味杂陈。

旋即，他又听到了工作队对他的宣判，王世襄被告知，他罪大恶极，已经上报上级，一经批示，便立即执行枪决。王世襄不了解国家刑法，以为很快末日降临，心中一度涌起了自杀的念头，认为与其让别人枪毙，不如自己上吊自杀结束的痛快。心念俱灰的王世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热情投奔的祖国会如此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