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康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在八个兄妹中排行老二。

郑康致仅十多岁时，便承担起了抚养弟妹的重担。虽然家道中落，而且当时整个社会还处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但渴求知识的她积极追求新思想、新知识。

后来，她毅然背井离乡只身南下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曾受教于宋庆龄、史良等一批优秀的妇女活动家。

北伐战争爆发后，郑康致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当了一名护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抗战救护队。

当时，日军的飞机在陪都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而每当飞机远去之后，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抢救伤员的医生和护士，郑康致就是其中的一位。

另外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士受伤了，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对伤员进行紧急包扎后，硬是一步一步将该伤员背到了几公里外的安全地带。等到放下伤员后，她因为劳累过度一下子晕了过去。

后来，郑康致转业到成都教书，在那里遇到了才华横溢又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刘大镛。两人相互倾慕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像刘大镛、郑康致一样优秀的青年，大多都积极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对他们来说，弃笔从戎比投笔从商是一件重要和有意义得多的人生选择。

自然，当时的私营经济也被推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在1938年搬迁到大后方的私营企业家们，难以重现昔日的风光。比如，曾经曾在上海风云际会一时的商业大亨刘鸿生，到重庆后不得不退化成仰望政府与官商鼻息的小伙计。

据统计，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当初迁到陪都重庆的368家私营企业，有349家倒闭歇业，最后只有3家又迁回到东部。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惋惜地称，1937年以后的12年，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并被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到了旮旯里，中国经济也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黎明前的黑暗

1945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的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的农村出生了。

而刘永言出生的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中国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并未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曙光，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浩劫。

首先是东北经受了一场“接收之劫”。

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及后来日本人的长期经营，到1945年为止，东北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上海甚至日本本土，成为亚洲第一大的工业基地。据统计，在当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到区区的5%，而东北地区竟然占到了85%。但在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的短短7个月内，苏联军队将这一切几乎洗劫一空。

其次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接收，更像一场如蝗扑禾般的大灾难。

在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随着日本投降消息的公布，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仿佛一夜之间全部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通过抢占、偷盗、变卖、转移、藏匿等花样翻新的种种手法，大肆侵吞着日本人移交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