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江苏的接收专员因为作风清廉、动作迅速，所以接收汇总的敌产总额有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的数字仅为2.88亿元，安徽省的更只有区区的1.33亿元。这说明，那些贪官污吏侵占了绝大部分敌产，而只是从牙缝里挤了一点零头留给了国家。

而最糟糕的，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私营企业和亿万民众陷入了绝境。

在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下，一系列国字头企业诞生，大肆接收垄断一切产业，甚至纺织业这个在中国生机勃勃地发展了二百多年的私营企业领域，都最终被彻底国有化。

统计显示，到1948年，国家产业资本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如果以1937年1月-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期，1948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500万倍，五金器材上涨了1100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因为市场投机盛行，正当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在这一年，近代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范旭东因为复兴工厂借贷无门，最后饮恨辞世。而卢作孚、荣德生等实业家企图在战后东山再起的美梦也迅速被国有化的巨轮辗得粉碎。

德高望重的实业家荣德生，当时曾给国民党政权上书，说了一段至今仍有警醒意义的话：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

但70岁的荣德生盼来的不是私营经济的福音，而是一场家族的飞来横祸--他自己遭到绑架勒索，后来查证，幕后指使者竟然是当时负责侦破此案的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荣德生六子荣纪仁，因企业遭遇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心力交瘁、开枪自杀；荣德生三子荣一心，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却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遭遇空难……

迎接新的光明

工业萧条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原来大多来自于城市，但从那时开始，城市工人也开始站到了它的对立面。而罢工闹事的工人阶层，迅速成为共产党借以支撑崛起的强大力量和基础。

对于私营经济而言，1945年曾经出现过巨大契机，那就是当时并存的两大政权同时发表过十分有利于私营经济良好发展的文件。

一个是国民党政府以翁文灏为首的“博士内阁”拟定过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发展事业总则》的方案，它制订了战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原则就是推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同一年4月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两个广大”：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中国需要广大的外国投资。

这两个文件与33年后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在思路上甚至在文字表述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但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它们最终受困并堙灭在历史的故纸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