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业放在利益的前面
　　
　　兄弟几个互相关心，对自己却极为自律。
　　
　　刚开始养鹌鹑的实验在刘永行家进行，夫妻俩每天都要捡蛋和记录蛋的个数，但一家人却没有任何人吃一个自己养育出来的鹌鹑蛋。
　　
　　那时刘永行的儿子才几岁，有时想吃蛋，他都不让，宁肯让妻子上街去买鸡蛋给儿子吃。养鹌鹑收入的钱全部用于场里的投资，刘永行从来不私自花这笔钱。
　　
　　刘永行虽然对良种场里的东西公私分明，但对自家的东西却总爱“假私济公”。那时，夫妻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70多块钱，但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钱，却被刘永行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有关动物营养方面的书籍了。
　　
　　刘永行的无私有时到了极端的地步：他把自己的书架改装成养殖鹌鹑的笼架，并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到他家来请教的养殖户；他甚至拿出了家里的棉被来给电孵化作保温用，而在他自家的床上，垫的却是一捆捆稻草。
　　
　　等企业规模慢慢变大以后，刘永行愈发严以律己。他在厂里规定，任何职工和家属在购买饲料时不得有“走后门”的行为。
　　
　　一次，来厂里买鹌鹑饲料的客户排队长达一二里，刘永行的妹妹也挤在中间。她一看这么多人，也知道二哥“不通人情”，就跑去找二嫂郑彦初帮忙，二嫂没想太多，亲自带着妹妹去找人开后门买饲料。但饲料刚称好，就被刘永行发现了，他竟然一点情面也不给，当着众人的面就严厉喝斥自己的妻子，非得让她把称好的饲料倒掉。郑彦初气得大哭，转身跑了回去，晚上也赌气不做饭。晚上，刘永行回到家里，有点像做错事的孩子，乖乖地把饭菜做好，并对妻子好言相劝：“不是我故意给你难堪，厂里订的纪律，我们不带头执行，还怎么去管别人？”
　　
　　刘永行还有两个亲戚原来在厂里工作，他们感到自己有“靠山”，做事情时比较松懈，没有按承包合同完成销售指标，于是被在工作上“六亲不认”的刘永行毫不留情地炒了鱿鱼。
　　
　　有一年春节，一个客户送来了两筐鞭炮，儿子欢呼雀跃，特别想玩，但被刘永行一把按住了，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让家里人动它。在除夕那天，他亲自把这两筐鞭炮送到了厂里，让没回家过年的工人们一块燃放观赏，而另外再自己花钱去买了一些鞭炮送给儿子。
　　
　　对家里人，刘永行不但“明争”，而且有时还“暗夺”。有一次，一位朋友碰到郑彦初，便问她：“腊兔的味道怎么样？”郑彦初被问得一头雾水，经过了解才明白，这位朋友在前一段时间曾托刘永行给她带了两只腊兔。她回家一问，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提都没提这事，暗地里把腊兔送到厂里的食堂给工人们吃了。在刘永行家，后来形成了一条“霸王条款”--凡是亲友送来的东西，厂里人人都有份。刘永行对自己妻子解释说：“我们在员工面前要为员工做出榜样，不要沾染占便宜、搞特权的坏习惯。”
　　
　　第二次创业转型养殖鹌鹑时，兄弟几个刚开始约定是按出资的多少分配股权。由于刘永行和陈育新出资较多，再加之两人在艰难起步阶段出力最多，因此大家都曾口头约定他俩占大股。但到了1988年事业蒸蒸日上、财富有如岷江之水滚滚而来时，刘永行和陈育新又主动提出“利润平均分配”的原则。
　　
　　刘永行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长远的打算：“虽然我们在希望的早期投入多一些，但是在希望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中，这点投入实在不算什么。况且我们下海创业求的本来就是发展，而不是多要集团盘子里已经有的那一点菜。我们四兄弟在创业初期，确实是做到了把事业放在利益的前面，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点私利的想法，希望就做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