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当系统性风险袭来，华尔街杠杆经营和风险经营的模式使它面临了第一次大灾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里·科里根对这场危机敲响了警钟，不仅如此，国会也发出了警报，要求对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包括复杂债券、抵押贷款和互换交易模式）”进行调控。霎时间，衍生品这个词成为政界的热门词。据《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报道，总统候选人林顿·拉鲁什（Lyndon LaRouche）将衍生品比喻成“不受控制的，肆意泛滥的艾滋病”。

随后，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House Banking Committee Chairman）及著名的民粹主义者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相继将金融衍生品称为是“全球性的可怕的庞氏骗局（electronic Ponzi Scheme）”。科里根召集了衍生品互换交易和进行债券衍生品交易的高层交易员，让他们研究衍生品的使用状况和交易中存在的不良情况，并尽量减小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除了高层的交易员，许多主流的政治家也参加了这场辩论。主持了所罗门兄弟债券丑闻听证会的国会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一篇报道中称：“市场的运作似乎加速过快，已经跑得超出裁判员的视线范围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又被人们渐渐淡忘了。华尔街重新开始盈利，风险交易和杠杆操作再次风行起来。美联储要提高利率的打算也不了了之。科里根离开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去高盛公司任职，并逐渐成为华尔街上风险交易的一把好手。对于先前提出的要加强监管和立法来减少交易风险的决定，现在他在口气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对此，科里根解释道：“在现行的立法机构下，需要解决的事情能够得到解决，这就已经够了。”

到1996年时，人们谈论的话题开始发生转移，从原来的过度风险变成了现在的过度盈利。华尔街现在正大把大把地赚着钱。一方面，这得归功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在1994年债券市场的短暂下滑后，大公司的杠杆率已经上升到了27比1。与杠杆经营相关的资产组合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利率的降低，能得到最高回报率的债券开始风行起来。

同时，吉米·凯恩和迪克·福尔德，这两位华尔街上最小的两家公司的掌门人都努力使自己的公司在华尔街上生存并争得一席之地。两家公司的股本大约是美林或摩根士丹利的一半（当时高盛公司还是私有的），但是这两家公司开始迅速发展，其兴盛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都喜欢风险经营，而且经营得不错。到1996年时，雷曼和贝尔斯登成了华尔街上最大的杠杆经营公司，杠杆率均达到了32比1，也就是说他们借债的比率大约是公司资产的32倍。

当你能大把赚钱时，很快就会忘记风险经营和杠杆经营的危险。到了90年代后5年，债务发行的数量开始增加，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及其他一些公司的抵押债券业务开始带来大笔的盈利。例如贝尔斯登的抵押债券主管沃伦·斯派克特在1992年时赚了1200万美元，在1999年时赚了2000万美元，这比拉里·芬克和刘易斯·拉涅利在鼎盛时期所赚的钱还要多好多倍。当迈克尔·弗兰诺斯还在基德尔皮博迪工作时，他赚的钱也不少。在公司破产之后，他开始自己经营对冲基金--埃林顿资本（Ellington Capital），其盈利总额和华尔街上进行抵押债券交易的其他交易商差不多。

像CMO、IO、PO这样的抵押债券类型在20世纪80年代尚比较盛行，但现在都成了明日黄花。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衍生品品种，例如Z等级有限CMO（the sticky-jump Z），以及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下文简称“CDO”），CDO 是由各种类型的资产支撑起来的证券形式，这些资产的种类繁多，包括家庭贷款的债券及包含信用卡在内的应收账款等。

不久，华尔街创造了两种新类型的抵押债券：合成CDO（synthetic CDO）和CDO平方（CDO squared），它们都是现有证券的衍生形式。这些证券形式的推出，使原来从事家庭抵押贷款的投资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这些新的投资形式。

为什么大家都纷纷转向了二次合成CDO这种衍生品呢？一个原因是它的回报率很高，另一个原因则和这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方式有关。按照会计学原理，风险和披露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一种证券的形式越是新奇，在做账时就越能将它作为一种衍生品而不是债券来处理，因此比较容易把它隐藏在资产负债表中而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