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海伦回美国后度过了一段十分不愉快的时光，她的父母坚决反对海伦所要从事的新工作。他们固执地认为，海伦必须继续她的小提琴的学习。此时此刻，海伦多么希望能回到克里希那身边。此时此刻，克里希那也寄给她许多悲伤的信件，希望海伦能赶快来到他当时的所在地——奥哈伊（Ojai）。海伦的父亲既不愿意海伦去悉尼，也不愿意海伦去奥哈伊，因此，海伦整天被关在家里，无所事事，感到自己大好光阴就这样被白白地浪费了。海伦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既渴望能立即见到她所心爱的人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又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海伦在家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她对自己的父母极为不满。她看见自己以前的朋友们在当地或附近教堂举行小提琴演奏会，可是，她已经没有像在欧洲时那样对小提琴一往情深了。

当克里希那和尼亚于1924年春天从纽约乘船回到欧洲时，海伦不顾她父亲的极力反对，毅然决定与克里希那一同离开纽约。海伦的父亲得知海伦的这一决定后，悲伤至极，他在那天早上离家上班前，也不与海伦告别说声再见。以后几年中，他也从不写信给海伦。直至有一天，他央求海伦回家一次，从而让他看看“成为年轻姑娘的海伦的模样”。

那年夏天，海伦正在意大利北部的佩芝（Pergine），她与克里希那、尼亚、艾米丽女士以及她的两个女儿贝蒂和玛丽，还有克里希那的其他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在高高的山坡上租一幢别墅，从别墅处可以俯视整个山谷和山下的村庄。海伦和克里希那、尼亚以及艾米丽女士住宿在别墅的另一端，而其他人均住在别墅的宽敞的大厅里。海伦坚持在光线暗淡的地下室中练习小提琴。

克里希那和海伦尽可能摆脱同行的一大群人，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单独在一起。玛丽?路特恩斯在克里希那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在佩芝，克里希那渐渐地失去了对海伦的兴趣，这可以从克里希那对海伦所说的一句话中看出。有一天，海伦从外面走进克里希那的屋子，克里希那对她说：‘我从你身上只能取到水喝。’”克里希那仍然不断地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只是没有以前那样频繁和有规律性。海伦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照顾克里希那。只要克里希那或尼亚发出求救的信号，海伦必然马上赶到。海伦躺在克里希那身边，不是作为一位情人，而是作为一位母亲去亲近他、抚慰他。

克里希那几乎每天都将这群随同他的人召集起来，以便训练他们成为众人的模范，并能达到崇高的境界。克里希那总是这样告诫他们：“要敢于同生命直接抗争，必须随时提高警惕，注意动向，抓住每一个机会，迎接每一场挑战。”这正是克里希那那十几年充满诗意的生活的开始。他在《初次胜利的赞美诗中》这样写道：“我站在神圣的主面前，看到了你脸上的光辉。”他在另一首诗《修路人》中说：“这儿有一位修路人：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手中拿着的镐乃是我自己，我所砸碎的石头亦是我的一部分，路旁随风飘动的草叶便是我的存在，修路人身边高耸的树林亦是我自己。”

这是一段幸福、令人激动的时光。可是尼亚的健康状况令大家忧虑。尼亚越来越无精打采，他几乎已不能参加排球等活动。这群年轻人在意大利乡村度过了一段令人受鼓舞的日子后，便一同乘船离开欧洲，前去孟买。

海伦在印度的初次体验和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对她的人生颇有启发：她看到了深皮肤的人民和他们那听起来十分奇怪的乡音，她和她的朋友所居住的漂亮的住房，以及她亲眼目睹周围贫民区流浪在街头的乞丐。她从未感觉到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富人可以过上奢侈的生活，而穷人则生活得那么悲惨。新的感觉、新的观察在海伦的心中油然产生。但是，海伦只在孟买、在富有异国情调的阿德亚和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国际神学中心待了几个星期，便随同克里希那和贝赞特女士前往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海伦度过了两年半最舒适、最幸运的生活。当时，她刚二十出头，她与那些充满激情的年青人一同住在美丽的悉尼港附近，她经常练习小提琴，并不时在教堂和电台演出四重奏。与此同时，海伦还学习管风琴，并能成为一名正式的管风琴演奏者。海伦也为里德彼特主教打打字，做些秘书之类的工作。

在曼诺，海伦也为别人组织并排演一些戏剧和小型的音乐会。海伦认为，她当时的生活很充实，境界也很高。她正在做克里希那吩咐她所做的事；她正在成为克里希那所希望她成为的那一种人。她在精神方面的迅速成长也正是克里希那所期望的。

尼亚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他的痛苦也日益增加。经别人建议，尼亚需要到比印度更好的气候环境中去生活，于是，他们兄弟俩便来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有一段时间，尼亚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对海伦来说，除了克里希那外，尼亚亦是她仿效的一个榜样。尼亚具有成为第一小提琴手的天才与能力，他头脑聪明，知书达礼，与几乎不读书的克里希那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但是，尼亚不露自己的才华，甘愿协助克里希那，让自己的兄弟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尼亚和蔼可亲，对自己的同胞充满了爱心与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