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克里希那这封简短的信，我该叹气还是大笑？与他以前那些充满爱情的信相比，这封信显得有点奇怪。克里希那曾在过去的信中一再表白：

“亲爱的海伦，我诚恳地请求您相信我在信中所说的一切，请你不要怀疑我对您的爱情与忠诚。我对您的热恋与忠诚是真实、永恒的。亲爱的，请记住，在您回信的时候，务必告诉我，你还没有彻底地忘记克里希那。我不知您会爱我多久，您能记住我多久。”（事实上，是克里希那本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彻底地忘记了我。）

“海伦。亲爱的，我很希望您和您父亲仍然保持互不妥协的僵持状况。如果您向您父亲妥协的话，您就不会再愿意见到克里希那。我当然也是说说笑话而已。无论如何，我希望这只是笑话：永远也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恰恰是克里希那本人离开了通神学会，是克里希那本人不愿意再见到我。）

“我亲爱的海伦，不管我在做什么，或思考什么问题，您必须永远与我同在。不管您是否忘记我，或做您愿意做的事，我都将永远爱我的海伦。假如有一天，你会这么说：‘克里希那是谁？我好像认识他，但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到。”（然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但是，讲这些话的并不是我，而是克里希那自己。）

几年以后，我独自一人生活在印度。当我住在马德拉斯我一位朋友的家里时，我写信给克里希那。当时，他正在马德拉斯演讲。我在信中对他说，分别了这么多年，我很想再见见他，以叙旧情。但我接到的不是这么一封回信：“我亲爱的海伦，能再次见到你，该有多么高兴。希望你能来这儿，同我共进午餐。”我接到的仍是克里希那秘书所打来的官方电话：“克里斯先生将于24日，星期三，下午3点钟见你。”

我按照克里希那的秘书所约好的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在他办公室外面，已有好几个人等着见他，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我清楚地记得，多少年以前，我根本不需要排队去见克里希那。现在，我被匆匆地带进一间房间，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我们礼貌性地握了握手。克里希那说声“你好”，随即，开始了我们那十分有礼貌的谈话。克里希那彬彬有礼地问道：“这是你第一次来印度吗？”我真想回答他：“我第一次是在你的拥抱下来到印度的。”但我并没有这么说。我只是对他笑笑，对他说：“我以前是同艾米丽女士一起来印度的。”

“哦，是的，是的。”克里希那漫不经心地答腔。然后，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谈话也毫无结果，被规定的见面时间结束了。

下一位来见克里希那的是一位可爱的印度妇女。她是一位音乐家。我曾与她谈起过即将举行的音乐会，因为我将被邀请参加这次音乐会。与克里希那相比，这位新认识的音乐家显然要热情、大方多了。克里希那变得那么冷漠，他曾发誓要永远爱我，但现在，却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不耐烦地等待着另一位想要见他的人。我们之间连一点友谊也都不存在了。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就像他对墙上的苍蝇，丝毫也不介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