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认为，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说出的最后一句表达情绪的话是“我是在许多内科医生的帮助下死掉的”。400年之后，普林尼提出了新的墓志铭，它变得很熟悉，它附和了亚历山大的话。“正是那群内科医生要了我的命”，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死亡所说出的一句简单但富含情绪的话，也是在死亡临近的时候，难以接受的一句话。但责备医生们的失败，不能阻挡人们围着医生，期望从医生那儿获得成功的救助。

药是有毒的，这点儿知识广为人知，但是，这质疑并没有削弱这样一个印象——医生掌握着治疗权利。如果说药是危险的，那么，这意味着药物是有强大力量的，即便人们看到的是有害的力量，与之相伴的是，人们想象着其所具有的有益的力量。让人苦恼的是，让人们抵制药物是有帮助的这一令人鼓舞的想法是很困难的。最伟大的医生们达到他们所拥有的那个高度，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坚定的自信。例如，伽林的自信，就是他的主张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满满的信心让他在与现实的任何碰撞中存活下来。对他的一剂药，他如是说：

所有喝了这个药的人都在短时间内康复了，除了那些喝了不起作用的，以及喝了之后死掉的。所以说，显然，对于无法治愈的病患来说，这药没用。

伽林认为，发烧起因于过多的血液。那么，治疗方法就很清楚了。（伽林对放血的信奉达到了极致。他甚至认为，放血是治疗贫血的办法）对于发烧病人，伽林认为，一天应该放两次血，而第二次放血应该放到昏过去为止。伽林的信仰是建立在人体内部体液及其不同效果的复杂理论之上的。他蔑视那些因缺乏理论信仰而依赖实验的治病术士。

在医生的思维中，放血的做法是他们长期坚持的。这儿举个例子，威廉姆?奥斯勒先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教授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医药学钦定教授，关于肺炎，他说：

疾病以较强的密度入侵健康的个体，并带来高烧，在肺炎一发作时就大量地放血是个极好的做法。

这些话他写于1920年，大概比伽林晚2000年。治疗的根本理论已经改变了。关于人体、关于是细菌引起了肺炎这些，奥斯勒比伽林知道得更多。然而，没有改变的是，对肺部感染了这种病菌的病人实施放血的效果的认知。这仍很糟糕。理论改变了，而对人体的损害仍在继续。伽林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有害秉性，比他对放血的信仰或者他那长达473种不同药品的单子更甚的，是他的自鸣得意。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