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曹操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宫内值班，参加重要的朝廷会议和活动，在天子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到天子跟前。

他有权从到尚书台那里查阅相关的文书和诏令，了解最新动态，以便及时向皇帝提出决策建议。

干这样的工作，混日子也容易，只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胡说八道就行，但要想干好也挺难，必须有经验，有韬略，又得熟悉自己的老板——天子。

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少的时候几个人，多的时候二三十人。年纪大的多属学究型，都是经学、儒学方面的名宿，不管问什么前朝典故、经学疑难，都能对答如流，脑子里像装的了个电脑硬盘。曹操想，这种人只能做崇敬的对象，学是学不来了。

年轻一点能进来的，都有点门路和背景，来这里大多是为了混资历，跟天子套近乎，只等有朝一日出去做大官。凡是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好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在天子面前显露自己。如果再说一个共同点，那是好嫉妒，人家表现好了，自己一定会上去踩一脚。

曹操是个新手，当学究太嫩，想表现一时间还没有资本，只能小心翼翼地干工作，还得提防随时被人踩下去。

从现在起直到光和六年（183年），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曹操一直担任着议郎的职务。根据史料记载，曹操至少有三次重要的谏言。

第一次是曹操上书为陈蕃、窦武平反。陈、窦事件发生时灵帝尚年少，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操纵下，陈蕃、窦武被杀。曹操旧事重提，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主要当事人曹节仍然大权在握（另一个当事人王甫已在一次宦官内斗中被诛杀）。这次上书的后果，是“灵帝不能用”，但与上次棒杀蹇叔事件一样，宦官阵营也没有发起报复行动。

第二次是光和五年（182年）正月，这次谏言的起因是“谣言”，“谣”是民谣的意思，即当时老百姓编的很多讽喻时事的顺口溜，把一些贪官污吏的丑事编进去到处流传，这玩意的传播速度一向很快，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

有些也传到了宫里，宫女、宦官也会了不少，刘志听到了很生气，让三公牵头查一查，看看这些顺口溜里面说的事属不属实，都涉及到谁，以此为线索往下挖，有犯罪行为的移送司法部门查处。

灵帝想查谣言本是件好事，但这种事一定要交给正直又敢碰硬的人去办，否则不如不办。灵帝交给三公去查，当时的三公是太尉许戫、司空张济和司徒陈耽，其中许戫和张济都仰宦官的鼻息，自己带头贪污受贿，怎么能把清查工作做好？

陈耽虽然正直，但孤掌难鸣，而且三公素以太尉为首席，司空居次，自己顶多是三把手，说了不算。结果清查名单出来了，一共二十六人上榜，这些人都是清正廉洁、不肯与宦官合作的人，应该在这个名单上的反倒一个没有。

陈耽彻底出离愤怒了，他直接向灵帝上书，揭露事实真相，与陈耽同时上书的还有曹操，他认为三公府拿出来的这个名单，纯粹是颠倒黑白，是“放鸱枭而囚鸾凤”。

奏书“其言忠切”，灵帝被打动，对于三公府报上来的名单有所怀疑。加上这时候有不少官员跑到宫门外上访，反映清查活动弄虚作假。灵帝于是下令重查，调查结果，确实是把鸾凤当成了鸱枭。

灵帝申斥了许戫和张济等人，但也只是申斥而已。对于上了名单的这二十六个人，既然查实是有德有才之人，灵帝下诏全部征为议郎。这样，光和五年正月，曹操一下子就多了二十多个新同事。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光和五年。这一年从春天开始，各种异常现象又不断出现，包括旱灾、火灾以及神秘天文现象等，五行学说爱好者刘宏心里又不禁发虚，于是再次诏群臣问对。

对于天子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打了马虎眼，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搪塞过关，只有曹操“争谏”，但也没有下文。

这让曹操认识到，政治的衰败已经很严重，靠他一个区区的议郎改变不了任何事。而且，一再激怒宦官阵营，他终将成为这些政治群狼们打击的目标。六百石的官位不足惜，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可要因此危及到父亲以及整个曹家安危的话，曹操心里还是充满了顾忌。

于是，曹操选择了沉默。史载：“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曹操）知其不可匡正，遂不复言。”

这不是曹操的个性，但他们现在必须这样做。